宋词元曲可以，流行歌曲为什么不可以.docVIP

宋词元曲可以，流行歌曲为什么不可以 这是一个全民唱歌的时代。从“快男”、“超女”到模仿秀，从“同一首歌”到“星光大道”，从幻想成名的少男少女到明星真刀实枪的比拼，从“中国好声音”到“我是歌手”，一道道文化景观令人目不暇接。作为中国精神制高点的“北大”，前校长许智宏不止一次在学生面前唱《变心的翅膀》甚至《老鼠爱大米》，不但没有遭受人文精神沦落的指责相反还收获众多掌声，让人不得不感叹这真是波兹曼所描述的娱乐至死的年代。这还不算，2007年，浙江卫视推出了一档令知识精英诧异不已的节目：《我爱记歌词》，它终极比拼的是谁能够记更多流行歌曲的歌词。这一举动暴露了这档节目的图谋和野心——要将业余爱好或休闲娱乐强化为系统教育，将大众文化塑造成一种知识体系，借以占据人们的心灵。 敏锐的学者们开始打量这种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娱乐形式，它会继宋词、元曲后成为“一代之文学”吗？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谢冕、钱理群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第七卷八十年代的诗类作品中选入了崔健的摇滚歌曲《一无所有》和《这儿的空间》。陈思和主编《当代文学史教程》专辟一节讨论了《一无所有》，盛赞“在艺术上达到了堪称独步的绝佳境界”。新世纪来临后，流行歌曲不断被选入语文教材及以学生为目标人群的人文素质读本，不仅大陆在尝试，台湾也有人勇于吃螃蟹。流行歌曲已大踏步地迈进了贯穿小学、中学、大学全程的语文教材。入选教材确立了其“准经典”地位，也似乎为它成为“一代之文学”做了一些小心翼翼的民意测验。 把流行歌曲纳入文学的讨论范围，不可忽视一个大前提，即全球范围内都在经历文字文化的显著衰退期，大众文化的兴起既是其衰落的症侯也是逐使其进一步衰落的缘由。作为大众文化重要门类之一，流行歌曲在蚕食文学地盘的同时也不失时机地表达了自身诉求：文学面临危机，需要重新定义。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提出用“一种普遍共享的文化”作为解决文学危机的途径。将流行歌曲视为“一代之文学”即是具体操作之一。 流行歌曲会成为一代之文学吗？不妨回到具体的学术语境。金、元以来不断有学者倡导历朝文学各有所胜之说，后经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论述而为人耳熟能详。历代文学各有胜擅之说，突破了文学史一直以诗文为尊的等级观念，以开放包容的审美眼光，揭示出不同时期文学体式丰富多彩、不断迭兴的本真面貌。王氏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深含着为元曲鸣不平以期唤起世人对其价值重估的焦虑。他感慨：“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于是将元曲与唐诗、宋词等并列，实有为曲争地位的心理动机。不错，正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理念构建的开放视野，为每个时代寻找代表性的文学样式预留了空间，也从理论上预设了流行歌曲为“一代之文学”的可能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以文体递嬗观念考察文学样式者代不乏人，王国维说到了点子上，有人的判断却出了错。明人卓人月《古今词统序》云：“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卓人月才、学、识均属上乘，但他于明代民歌的评价不免有拔高之嫌，很少有人能接受唐诗、宋词、明歌并列的提法。远见卓识如卓人月，尚不免犯研究者的两大通病：一是没有拉开足够的心理距离，有意或无意拔高研究对象，不能恰如其分地公允评价，成为事实上的“武断的文化史家”；二是没有拉开足够的时间距离，不能跳出文化现场、“身在此山中”影响了视线与判断。卓人月的误判对今天的启示是：现在断言流行歌曲成为一代之文学是否过早，我们是否被现象所迷惑，是否拥有了足够广阔的学术视野，是否有过对文化现象足够的反省、批判与质疑，是否拥有王国维般广收博采成一家之言的学术能力？ 以“一代之文学”衡之于流行歌曲的研究者，也许忽略了王国维这一提法的文化语境与真正用心。王国维写《宋元戏曲史》的年代，正是京剧舞台艺术如日中天之时，这一点与当下流行歌曲红遍大江南北如出一辙，但王国维并非为当时流行的、强势的、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寻找合法性证据（这一点与今天学者大不相同，我们太热衷于为现存事实提供学理支撑了），他有严格的学理尺度和独立的价值判断，表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学术勇气：“明以后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当国人在京剧艺术里如痴如醉之时，他的这番表态犹如空谷足音雄视古今，充满了文化自负与学术自信。再者，王国维论元曲独标其文字而非将其当作舞台艺术进行考察，这与其“仅爱读曲，不爱观剧”的人生喜好有关。今天戏曲学已演化为包括案头与场上在内的立体研究，王国维的研究方法自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不得不佩服他对元曲文字震古铄今的价值发现。元曲自明万历年间就基本无人能唱，它的音乐、唱腔已淹灭不闻，其文字却熠熠生辉，在含蓄蕴藉风格之外另辟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