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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宪法条约》的宪政化进程 欧盟的宪法性文件 在回顾欧盟宪法改革的最新发展时，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关于“欧洲宪法”的讨论深深植根于现有的一体化进程中。对一部宪法性文件的讨论及相关的工作与之前的做法完全不同:此前则是尽力避免使用可能与国家身份相联系的用语、符号及其他外部标志。尽管在这方面发生了与以前不同的变化,但欧盟从未认真考虑过从零开始起草这样一部宪法性文件。相反,当欧洲的政治精英们于2000年开始就“欧洲宪法”进行协商时,他们所借鉴的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业已形成的模式和基础。这一讨论与之前的欧洲运动,尤其是宪政联邦主义的目标相联系;而欧盟在宪法性法律方面取得的进展则是这一讨论的基础;它也被置于欧盟为准备东扩而就改革进行的辩论之中。事实上,此次辩论是在尼斯政府间会议的最后阶段发起的,它最初被视为为使此次会议能够达成一项更具联邦性质的结果而做出的尝试。 欧盟和欧盟各国内或各次区域、国家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2000年刚刚出现的关于宪法问题的讨论对尼斯政府间会议实际协商过程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对于解决涉及欧盟基础的这类宽泛而有深远影响的问题来说,尼斯政府间会议召开的时间无疑有些超前。因此,最初的分析认为,《尼斯条约》对于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来说无疑是一次挫败,它只是维持了现状。但是,此种远大理想的“挫败”只是暂时性的。事实上,欧洲理事会尼斯会议刚刚结束,对条约进行更深层次修订的势头就在不断高涨。出现这种情况是合情合理的,部分原因在于,欧洲理事会尼斯会议的结果遭到了质疑——不仅包括修订后条约的内容,也包括条约的谈判方式。条约改革原本旨在对联盟机构的有关条款进行重大审查,以便为欧盟东扩做准备,但这一目标并未实现。虽然共同决策的范围稍有扩大,但大部分其他重要决策却被推迟至下一轮改革。特定多数表决制的适用范围虽有所扩大,但由于采用新的计票规则,即三重多数(triplemajority),事实上使得决策程序较以前更为复杂、迟缓。 欧盟首脑峰会的实际过程也同样产生了不利影响。与会者用了三天时间就最终议题讨价还价,他们被认为更加关注狭隘的利益,而不是为“新欧洲”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法国作为轮值主席国,将重要的外交资源用于捍卫与德国相等的投票权;比利时想保持与荷兰相同的投票权,但其收效不及法国;候选国则被排除在谈判之外,尽管谈判结果同样适用于候选国与成员国。 因此,尼斯首脑峰会不仅产生了一项不完美的条约,同时还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重要“遗留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条约做出进一步修改,很多与会者也期望改革谈判形式。附于《尼斯条约》的第23号声明明确提出,要就“欧洲的未来”发起一场更为广泛的讨论。若在其他情形下,这一声明或许不会产生后来的结果,但鉴于当时的特定条件,该声明事实上开启了一个正式宪政化的时期。 吉斯卡尔在欧盟重建和废运会议的领导方式及其实践 作为联邦观念更强烈的成员国之一,比利时于2001年下半年担任轮值主席国,而“后尼斯进程”的细节在此期间也得以确定。2001年12月召开的莱肯欧洲理事会会议对“后尼斯进程”的目标做了纲领性的诠释。其中包括,在对“制宪大会”的授权中提出可能起草一部“宪法性文件”——这是在莱肯会议上达成一致的。在此基础上,制宪大会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因为在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D’Estaing)先生的领导下,大会确定了起草一部宪法性条约的目的,而不仅仅是为其后召开的政府间会议提交一份报告,或者一系列方案——依据莱肯会议的授权,也是有可能出现此类结果的。 莱肯峰会做出的另外一项重要决定就是任命吉斯卡尔·德斯坦为制宪大会主席,任命比利时前首相让-吕克·德阿纳(Jean-LucDehaene)和意大利前总理朱利亚诺·阿玛托(GiulianoAmato)为副主席。吉斯卡尔·德斯坦曾任法国总统,也曾多年担任欧洲议会议员,因此他集成员国利益代表和欧盟机构利益代表的双重身份于一身。另一项重要的职位变动是任命前英国常驻代表约翰·克尔(JohnKerr)为大会秘书长。约翰·克尔不仅与英国政府关系密切,而且熟悉常驻代表委员会及理事会的工作流程,经验丰富。 制宪大会于是在政治和行政方面都有了强有力的领导。吉斯卡尔对于制宪大会的发展方向有着明确的思路,虽然他在制宪大会的结束阶段遭遇了一些挫折,但他提出的使欧盟正式宪政化的日程的确在制宪大会的成员中引起了共鸣。1制宪大会由成员国政府代表、欧盟委员会成员、成员国国家议会议员和欧洲议会议员组成,尽管他们对于任何一部宪法条约草案的内容都会有不同意见,但是,事实证明,吉斯卡尔寻求“共识”的方法(而不是更为正式的一致同意或多数同意的投票表决方式)对于达成最终一致是有效的。 制宪大会依据具体的、部门性的议题分为若干工作组。但由于议员在大会成员中占多数,大会的工作也因此具有很强的党派政治特性。然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