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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中的刑事辩护律师 从李庄案看中国律师制度 重庆打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大快民心，百姓对和谐的呼唤以及 对“青天”的向往溢于言表。然而，李庄案在重庆打黑运动中却写下 了不知该如何言说的一笔。这是对律师群体道德提升的呼唤？还是对 辩护律师执业尴尬的无奈的速写？从李庄被抓到到终审判决的出炉， 耗时57天，这被称为“重庆速度”的审判，是司法效率的提高，还 是给刑事辩护律师的一个下马威？刑事辩护律师执业环境的险恶，律 师“谈刑色变”的无奈，对涉黑案件的不愿涉及，会见难，阅卷难等 等问题，无疑是制约律师制度健康快速发展的瓶颈，是社会主义法治 社会建设中的阻碍。该如何保障刑事辩护律师的公正执业，该如何保 障刑事辩护律师的权利，该如何保障刑事辩护律师的人身安全，这不 仅仅是对律师行业的拷问，更是对司法制度的拷问，对中国法治建设 的考量。 一、刑事辩护律师执业现状分析 随着2008年6月1日新修订的《律师法》施行，在形式上为 律师执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一个权利的渊源。但一批学者 却不看好这部法律，称《律师法》是一部“一颁布便死掉的法律”， 尤其是其中的33、34、35等法条，因为《刑事诉讼法》没有及时 跟进，所以实施中会有不可逾越的麻烦。2008年9月16日北京 大学法学学院的博士生导师陈瑞华做客西南政法大学西南学术大 讲堂时就提到了类似的观点。因为没有制度保障的法律权利，如 同画在墙上的壁画，再美丽也不可能鲜活。的确，纵观全国的律 师执业难问题，尤其是刑事辩护律师的执业难，并没有因为《律 师法》的施行而得到解决，相反，刑辩律师的执业困境并没有改 观，反而更加恶劣。 刑事辩护律师在执业中有“三难”或者“五难”之称。“三难” 主要指取证难、阅卷难、会见难，“五难”还包括取保候审难、采 纳辩护律师的意见难。更有甚者，有的学者提出了 “十难”①之说。 即除包括“五难”之外还有：举证质证难、辩论发言难、维护被 告人合法权益难、律师得到出庭通知和法律文书难、维护律师的 自身合法权益难。 “三难”也好，“十难”也罢，只不过说明了了一个事实，那 就是刑事辩护律师在现行的司法体制下，难以发挥应该有的作用， 难以担当法律赋予他的使命！重庆打黑运动开始后，大批涉黑人 员落网，这本该是刑事辩护律师发挥作用的很好的时机。然而现 实是很少有律师愿意接收涉黑人员的聘请，甚至有的律师就明言 不接刑事案件。刑事辩护本事律师最为高尚的职业境界，然而律 师不愿涉及，是律师急功近利只愿接商事案赚大钱，还是现有的 司法体制不适合刑辩律师执业的展开？ 让我们引用以前的一些数据，虽说不具有现在的论据价值， 但至少能说明一些问题。“在事关被告人生死攸关的刑事案件中， 有70%以上的案件没有律师介入，被告人只能为自己辩护。” “中 国自1997年至今至少500名以上的律师被滥抓、滥拘、滥捕、滥 诉、滥判，其中80%是由司法行政部门抓进班房的，而绝大部分 （占80%）又最终宣判无罪。” “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的合法权益、 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的案件最近几年呈上升的趋势，律师被 绑架、殴打、非法拘禁的事件多达42起。”“与近几年来各级法院 审理刑事案件不断上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京律师不敢办刑事 案，年人均办案数量已下降到不足1件。2000年北京律师5495 人，全年办理刑事案件4300件，人均办理刑事案件从1990的2.64 件下降到2000年的0.78件。”①这是以前的数据，可能不具有现 在的指导意义，但至少给我们以警示，况且，近些年来，律师的 执业状况并没有多大的改善。 让我们再来看一段网上的介绍：可等朱明勇赶到看守所，却 被告知“必须要专案组成员在场才可以会见”。这让他非常吃惊： “案子都已经到了审判阶段，被告人已经由法院换押，按规定此 时侦查机关已无权接触被告人，为什么还要警察在场？”事实上， 新修订的《律师法》第33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 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 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不被监听。”虽然新《律师法》2007年10月29日由十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并于2008年6月1日 起正式施行，但这部法律中的相关条文依旧“形同虚设”，因为 《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条文并没有做出对应的修改。当律师们 试图拿出新《律师法》“第33条”作为依据的时候，往往被相关 部门告知：“行不通”。① 这是重庆打黑时，龚刚模涉黑案二号人物樊奇航的辩护律师 会见被告人是遭遇的情况，这是否可以看为刑事辩护律师在涉黑 案中权利被挤压的一个缩影呢？ 二、刑事辩护律师执业现状成因分析 刑事辩护律师出现这种执业的窘境，不仅有司法制度的原 因，也有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