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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世臣论鸦片战争 包世臣（1775-1855）出生于安徽省泾县，字为“轻伯”，姓“玉翁”。泾县古属安吴,故人称“包安吴”。是嘉(庆)道(光)年间著名的经世思想家,其代表作主要有《安吴四种》。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他的思想缺少认真、系统研究,据统计,至目前为止,研究他的文章仅10篇左右(1)。有鉴于此,笔者不揣冒昧,拟就包世臣与嘉道时期的禁烟和抗英斗争作一探讨,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提正。 一 “赴在地” 包世臣生当清朝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的年代。自18世纪中叶起,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就以鸦片为武器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乾隆五十一年(1786),输入到中国的鸦片超过2000箱,四年后,即乾隆五十五年(1790),更增加至4054箱。鸦片输入的增多,也就意味着吸食者的增多。鸦片已成为中国的一大社会公害。嘉庆五年(1800)后,清政府曾多次颁布禁烟令,禁止鸦片入口,停征鸦片税,并规定凡外国商船来广东,须先由广东行商具结,保证不夹带鸦片,才准驶入黄埔港。但这些都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合法输入不行,鸦片贩子们则改为走私,他们通过贿赂行商和地方官吏兵弁,用“快蟹”、“扒龙”等特制快艇,将鸦片大量的走私到中国。据统计,嘉庆皇帝在位的25年间,每年走私到中国的鸦片都在4000箱以上,鸦片的贩卖地也逐渐从东南沿海扩及到内地各省,乃至京城。 对于鸦片之害,包世臣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嘉庆二十五年(1820),他就论述过鸦片问题,认为鸦片泛滥,造成本末并耗,白银外流,国贫民穷,其害不异于鸩毒。他以苏州为例,指出全城吸食鸦片者不下十数万人,以每人每日耗银一钱计算,一年要耗银三、四百万两。以此类推,则各省各城大镇,每年所花费在吸食鸦片上的白银不下1亿两。这些银两最终都流入到外国人的腰包之中。而当时国家一年的正供并盐关各课的收入也不过4000余万两,鸦片一项每年外流银两的数目就二、三倍于国家的一年税收收入,这是造成当时银贵钱贱、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故此,他主张严禁烟土。有鉴于以前清政府曾颁发过数次禁令、但屡禁不止的教训,他提出了“撤关罢税”的建议。所谓撤关罢税,即撤销海关,取消关税收入,以禁绝鸦片贸易,但西洋夷民所必须的内地之茶叶大黄,则照宝苏局采买洋铜之例,准商人携不禁货物“赴彼回市”(1)。 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包世臣企图以“撤关罢税”来解决英国鸦片输入的问题的主张不尽正确,也难以奏效,因为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除在正常的贸易中夹带之外,主要靠的是走私。但他对鸦片问题的认识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第一,他最早认识到鸦片泛滥造成的白银大量外流,是引起银贵钱贱、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嘉庆年间白银减少、银贵钱贱的问题已经显现,但人们还没有把它与鸦片泛滥造成的白银大量外流联系起来,当时的普遍观点是,白银减少、银贵钱贱是由于购入银元(俗称洋钱、番银等)的减少造成的。人们明确地把白银减少、银贵钱贱与鸦片泛滥造成的白银大量外流联系起来则是道光年间的事。历史学家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写道:嘉庆年间,朝廷在禁止鸦片进口的同时,也禁止“偷漏银两出洋”,但那时还不清楚白银减少、银贵钱贱与鸦片泛滥造成的白银大量外流“是密切相关的两件事”,直到道光十一年(1831)监察御史冯赞勋的奏折才将这一问题说清楚(2)。日本学者井上裕正认为:“直到道光九年(1829)御史章沅上奏,指出纹银流出的原因实为鸦片,这一见解才被一般人接受”(3)。台湾学者李国祁认为:“大约自粤督阮元于道光元年(1821)查获叶恒澍走私鸦片案以后,将鸦片与银漏问题结为一体的看法,方渐兴起”,而江苏巡抚林则徐直到道光十三年(1833)与两江总督陶澍议覆给事中孙兰枝所奏江浙两省银贵钱贱商民交困折时,“才提出相类似的看法”(4)。大陆学者杨国桢也认为,林则徐虽然很早就注意到了鸦片的流毒,但“其始也是从吸食鸦片有伤人心风俗的观点出发的”,直到19世纪30年代初,经过多年在东南地区为官的实际体验,才明确地认识到,鸦片泛滥所造成的大量白银外流是引起银贵钱贱的重要原因(5)。尽管以上学者的具体说法不尽一致,但他们都认为进入道光之后,人们才明确地把白银减少、银贵钱贱与鸦片泛滥造成的白银大量外流联系起来。而包世臣在嘉庆年间就认识到了白银减少、银贵钱贱与鸦片泛滥造成的白银大量外流之间的联系,这比一般人要早几年,乃至十几年。第二,他较早提出严禁鸦片。虽然他提出的禁烟措施是“撤关罢税”,认为“一切洋货皆非内地所必须,不过裁撤海关,少收税银二百余万两而已”,反映出了那个时代人们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观念,但他并不主张断绝与外国的一切往来,相反准许中国商人出洋“赴彼回市,彼货仍可通行”。这在商品经济、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而清政府顽固地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严禁中国人出洋贸易的历史条件下,它“曲折地反映了一部分沿海华商的要求,……对于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