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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世臣的诗论思想 包世臣（1775-1855）出生于安徽省泾县。泾县原为安武，老朋友称其为“包安武”。他不仅是嘉道年间著名的思想家、慷慨热情的爱国志士和经世致用的渊博学者,同时又是一位多才而勤奋的诗人、文学家和书法家。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散文、诗词和书法作品,并探讨过文学和书法的理论问题。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他的思想缺少认真、系统研究,据统计,至目前为止,研究他的文章仅10篇左右(1),而且在这些文章中,没有一篇研究他的文艺思想及文学成就。本人不揣冒昧,拟就包世臣的文论、诗论及文学成就作一初步探讨,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 垫充一法为上,这为“清”而言,以正当程序。请看,有以下几个 包世臣的文论著作主要收集在他的《艺舟双楫》中。《艺舟双楫》分“论文”和“论书”两大部分,而在“论文”中他首先探讨的是文法问题。他认为行文之法,有奇偶、疾徐、垫拽、繁复、顺逆和集散六种,如果对此不甚明了,就很难于古人之文,测其意之所至,而第其诣之所极。所谓垫拽、繁复,指的是“回互之事”;顺逆、集散,指的是“激射之事”;而奇偶、疾徐,则行于垫拽、繁复、顺逆、集散之中。所以,只有回互、激射之法备,文之义才能隐而显见。故此他指出,讨论文章的体势,应以奇偶为先,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奇。体虽骈必有奇以振其气,势虽散必有偶以植其骨,仪厥错综,致为微妙。比如,他举例道,《尚书》的用句,是双意必偶,而单意则可奇可偶。 如果说讨论体势应以奇偶为先,那么,讨论气格则莫如疾徐。因为文之盛在沉郁,文之妙在顿宕,而沉郁顿宕之机,操于疾徐。古文就多由疾徐组成,有徐而疾不为激,有疾而徐不为纡。“夫是以峻缓交得,而调和奏肤也。” 包世臣进一步指出,讨论体势虽应以奇偶为先,而讨论气格虽莫如疾徐,但奇偶疾徐必行于垫拽、繁复、顺逆、集散之中。首先就垫拽而言,因其立说之不足耸听,故垫之使高;因其抒议之未能折服,故拽之使满;“高则其落也峻,满则其发也疾。”而垫之法,有上有下;拽之法,有正有反。其次就繁复来看,繁复虽与垫拽相需而成,但为用尤广。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战胜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这是繁。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不能穷之,这是复。再次就顺逆而论,文势之振在于用逆,文气之厚在于用顺。因此,顺逆之于文,如阴阳之于五行,奇正之于攻守,其意义是十分重要的。至于集散,或以振纲领,或以争关纽,或奇特形于比附,或指归示于牵连,或错出以表全神,或补述以完风裁,是故集则有势有事,而散则有纵有横。 包世臣十分强调文法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天下之事,莫不有法,法之于文也尤精而严。”只有“六法备具”,才称得上是好的文章,这就像人莫不具备四体,但形质配合乖互,则贵贱妍丑分焉。所以,他要求人们对于文法要“精而至博,严而至通”(1)。他本人写文章就特别讲求文法。他还从文法的角度上对古文与时文进行了一番比较区别,他指出,唐以前无古文之名,北宋科举业盛,名曰时文。而文之不以应科举者,乃自目为古文。时文之法,局而隘;古文之法,峻而宽。宽则随其意之所之,或大缅于法。所以言古文者必以法为主,只有以法为主,其言才会有序。所谓“有序”,也就是“使其言为吾所可言,所当言,又度受吾言者所可受,所当受,而后言之。”这也是古文与时文的根本区别所在。故此,他认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懂文、会文的标准,是看他能否“深求古人文法而以吾身入其中”。就为文能遵守文法而言,他认为近世桐城姚氏学派,其造诣实能别时文、古文之限界,所言信为“有序”(2)。 除了强调为文必须严守文法,做到“其言有序”外,包世臣还特别强调必须“其言有物”。而且就“其言有序”和“其言有物”比较而言,他认为后者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文之盛在其言有物,文之成在其言有序,“无序而勉为有序之言,其既也可以至有序,无物而貌为有物之言,则其弊有不可胜说者。”(3)正是从为文必须“其言有物”这一思想出发,包世臣对宋明以来那些思想肤浅、内容贫乏,只为花卉风月、文人雅事,而很少涉及国计民生的文选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要求人们为文要尽量“言事与记事”,并且就如何为“言事与记事”之文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言事之文必须先说清所事之条理原委,抉明正义,然后述现事之所以失,而条画其补救之方;记事之文,必先表明缘起,而深究得失之故,然后述其本末,则是非明白,不惑将来。他还批评了那种认为只有大事才可为文,而小事则于文中不值一提的观点,他指出“夫事无大小苟能明其始卒,究其义类,皆足以成至文”(1)。 包世臣的“其言有物”的思想,实际上是他的文学经世主张的反映,包世臣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认为,“文字之教”的基本功能或主要功能是“成其俗”。因此,他主张文学家要介入社会,关心国计民生,“深思天下所化成者,求诸古,验诸事,发诸文”,多写一些“救时指事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