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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世臣论民国时期的兴利除弊 包世臣（1775-1855）出生于安徽省泾县。泾县原为安武，老朋友称其为“包安武”。他是嘉岛时代著名的经济理论家，他的代表作包括安武四个学科。长期以来，人们对他的思想缺少认真、系统研究，据统计，至目前为止，研究他的文章仅十数篇(1)。有鉴于此，笔者不揣冒昧，就包世臣的吏治思想作一初步研究。概而言之，他的吏治思想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 “不求专治也”“为政之道” 强调为官必须为民爱民，这是包世臣吏治思想的重要内容。道光三年十一月，赴新蔡县补缺的姚伯山驰书包世臣“问居官之要”，包世臣遂“纤悉相告”。他认为治理一个县并非难事，问题在于一些人一经为官，即变其素行，营私贪墨，稍有政绩，“遂尔自足，旋踪改操，反下杂流”。在他看来，清代的吏治到了嘉道年间之所以会“至伙”而“日下”，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为官者“居官而不知为民”，未能“爱民如吾身”。故此，他经常告诫他的那些为官的“友生”说：“印到为官，印去即仍民”，故“欲举一事，发一令”，都必须深思熟虑，看它是否对民有利，并要设身处地抚衷自问，“吾之父母官，以此施于吾身，将以为何如？”他指出，只有为官者认识到对治下的黎庶施行苛政，与“执柯伐柯”是同一道理，这样才能“视民如吾身，于凡害之当除，利之当兴，自有不能已于中者矣”(1)。 正是从为官者必须为民爱民这一思想出发，包世臣首先反对官吏对人民毫无止境的掠夺，尤其对那些残民好利、鱼肉百姓之徒深恶痛绝。因此，他曾多次上书当道，要求整肃吏治，严惩贪官污吏，凡官吏都应该各饬廉隅，以民为倡，“庶无廉尚之俗可见，而顽孺之风可息也”(2)。他强调居官一要“俭”，二要“勤”。所谓“俭”，就是不搜刮民脂民膏、贪污受贿；所谓“勤”，就是不疏于政事、积压民案。他在送毕子筠赴知县任时，曾以“俭”、“勤”二言相勉劝：“俭则需次不举人钱，勤则莅任不留民事。”他自己在试令新喻县时，也特别注意“俭”、“勤”问题。他还要求官吏剔除厉民苛政，做到几个“不”字，即：不“专治所部”，不“事封殖”，不“树私人”，不“薄亲民鄙政事”，不“征求无度”。他援引古人旧诗，希望大大小小的官吏，“不必言抚字，但毋增苛政，稍为除强梁，良懦便称庆”(3)。 其次，他认为为政之道在“通民情”。道光七年四月，魏源受新任山东藩司贺长龄的委托当面向包世臣请教“东省治要”。包世臣开门见山就大讲了一通“为政之道在自胜以通民”的道理，他认为只有“通民情”才能“附民”，“民附”才能“从令”(4)。而要“通民情”，官吏就必须“平易近民”，经常深入民间，了解广大老百姓的需求疾苦，每施一政，应“先察民心之所向，次验民力之所堪”，并注意“因势利导”，发挥广大民众的积极性，从而达到“政成而民安之，乃为善耳”(5)。包世臣还特别强调居官一定要“为民劳心”，并认为只有心为民而劳，才近于父母，如果心为己而劳，则与盗贼无区别。 包世臣还提出：不仅官吏为政要“通民情”，考评官吏也要“通民情”，判定官吏政绩的好坏，不是看他有无“赫赫之名”，而是看老百姓对他的评价如何。如果为官者人虽已离开旧治之地，而那里的百姓仍怀念他，谈论其政绩，那么，这样的官吏就是好官吏。基于这一评定官吏的标准，包世臣认为嘉庆年间的石家绍是一个好官吏，因为石在署饶州、赣州知府任内，能以己度人，以情求物，监民折狱，常得其真，无论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都称他为“石爹爹”(6)。“爹爹”，是江西人对父亲的称谓。在包世臣看来，石家绍能恩威并用，爱民如子，深得老百姓的爱戴，是难得的好官。故此，他不仅向江西巡抚陈玉生极力举荐石家绍，说他“生性诚笃，好读书”，“爱民重士”，可以委以重任，处理“紧要难办之件”(7)；石家绍死后，还为他树碑立传，介绍政绩，并希望官吏们都能像石家绍那样爱民如子，得到老百姓的真心爱戴。道光年间的张琦在署山东邹平知县期间，“为合邑民请命”，尽力政务，不久另调他任，“乡民饯送万数，以讫其境”。在任山东馆陶知县时，张“以近民为宗”，“察灾势，度民力”，“平粜仓谷”，救济难民，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深得当地居民的称颂。后张病逝于馆陶任上，老百姓为之立祠，以示纪念。包世臣认为张能得民心堪称群僚的楷模，并为之撰写墓表。 第三，他认为官吏要以解除民间疾苦，为民兴利除弊为职责。在《为江苏提刑诚述堂通札所属》的文告中，包世臣要求所属官吏时时刻刻“怀兴利除弊为之心”，无论是现莅之邦，还是旧治之地，只要对解除民间疾苦确有真知确见，可以裨益吏治民风的，如系本使份内之事，一定要“即时采纳施行”，如需详明两院及会同藩司各道，则应即时“据情详咨，熟商办理”，务使民隐得以悉达，襄举善政。他并表示，“此即本使司虚怀求治之衷，唯望同舟共信，以期相与有成”(8)。在《为直隶承宣陆心兰通政致所属长吏》的信札中，他引苏东坡的话说：“士大夫莫不爱其同类，然官吾类也，民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