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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词类观新探 关于汉语中是否有“词类”的辩论是100多年来从汉语学习经验的唯一一个关于语言本质的讨论。由于“词类”的问题，本质上是关于什么是语言，即语言的本质。那次论争中提出:“词类是我们语言中客观存在的东西。区分词类,是为了把这些客观存在的东西分门别类地找出来。”1前句笔者概括为“词类本体观”,后句概括为“发现论”(详后)。本世纪初提出的“词类是初始概念”2的观点,既是对“发现论”的继承,又是对“词类本体观”的修正。“词类是初始概念”首次把词类问题与语言的产生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在科学主义主导语言学的今天具有重要的意义。透过“词类是初始概念”的提出,我们看到,无论是古代的古典语言哲学,还是现代语言学,一切语言研究都建立在“词源”语源观之上。而这个一切语言研究建立于其上的“词源”语源观,是一个从未经过任何讨论、更遑论被证明的错误的预设。 一 发现论的词类本体观 在那场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论争中,触及了两个重大然而在当时及后来都颇为含混的理论问题:第一,语言是否存在独立于词汇的抽象中介物——“词类”?3第二,汉语背后是否隐藏着抽象的“词类”?这两个问题互相关联,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如果存在独立于词汇的“词类”,那么这个“词类”就不是从具体语言的词汇用法中归纳出来的,而是先于具体词类划分的第一性的词类本体(笔者将之表述为“词类本”)。如果存在“词类本”,任何具体语言的词类就都是这个“词类本”的具体表现形式,那么,汉语的背后就隐藏着需要我们去找出来的抽象的“词类本”。如果根本不存在什么第一性的、先于词类划分的词类本体,那么,任何语言(包括各种形态语、孤立语如汉语,等等)的背后就都不存在隐藏在语言现象背后因而需要去找出来的“抽象的词类”(词类本)。4西方传统本体论的“本体”指千变万化的现象背后规定着现象的恒定不变的东西,我国学者所说的“抽象的词类”即指这种含义的词类本体。这个“词类本”不是归纳的结果,而是归纳的依据。著名的“词类是我们语言中客观存在的东西”这一观点中的“词类”即指这个作为归纳依据的“词类本”。 五六十年前,文炼、胡附在《谈词的分类》中提出:“词类是我们语言中客观存在的东西”、“词类……是语言自身表现出来的类”、“区分词类,是为了把这些客观存在的东西分门别类地找出来”。1由这些论述可以分析出三点:(一)词类不是人划分出来的类别,而是语言自身自有的类别;(二)词类在人区分它之前已经“客观存在”着;(三)汉语词类划分的实质是寻找隐藏在语言现象背后的“词类”。 这三个要点中,前两个是关于词类性质的,第三个是关于词类划分的性质的。周祖谟有一个类似的表述:“词类是语言自身表现出来的类别,不是你想这样分他想那样分的一件事儿。”2乍一看,上述关于词类与词类划分内在联系的观点似乎是清晰、符合逻辑的(因为“客观存在”着“词类”,所以词类划分就是在语言现象背后“分门别类找出”“客观存在”着的“词类”)。但是,对要寻找的“词类”本身是怎么回事,对怎么才算是“找出”了“词类”,《分类》没有论述,其他学者也未追究。 这种含混给理解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容易使人在各种观点间游走,并下意识地回避一些必须面对的尖锐问题,也因此失去了进行深入讨论的机会。如前所述,文炼、胡附、周祖谟的词类本质观实际是词类本体观,亦即实际是认为:“词类本”为第一性,语言的形态或语言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等为第二性;“词类本”不是人的语法意识和归纳的产物,而是人的语法意识和归纳的依据。在词类本质观上持词类本体观,就必然对词类划分性质问题持发现论,可以称之为:发现论的词类本体观。 所有参与那场争论的学者,下意识里都潜藏着“发现论的词类本体观”。我们熟悉吕叔湘所说的 “理想的标准应该是对内有普遍性,对外有排他性”、“标准要选得好,恰好抓住本质性的特点”。3这个“选得好”与“恰好抓住本质性的特点”就是这种下意识的流露,只不过这里吕叔湘将文炼、胡附所说的“客观存在的东西”即“词类本”,表述为词类的“本质性特点”。“词类本”也好,词类的“本质性特点”也好,都是需要去语言现象背后“找出”或“抓住”的已经“客观存在的东西”。王力有词的“本性”、“准性”、“变性”的划分,他说:“所谓本性,是不靠其他各词的影响,本身能有此词性的;所谓准性,是为析句便利起见,姑且准定为此性的;所谓变性,是因位置关系,受他词的影响,而变化其原有词性的。”4而这个所谓“本性”,也是需要到语言现象背后去寻找或发现的先于人的语法意识和语法归纳的“东西”。甚至认为汉语实词无词类的高名凯也同样有这种潜意识。他说“词类的问题本质上是语法意义的问题,词类是形式所表达的某些语法意义的归类”,5这里“形式”是“语法意义”的“表达”,即“语法意义”是先于“形式”的、第一性的。他还说:“有的时候,一个词的意义本身只可能归纳成某个词类,如‘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