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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的人口与贫困问题 贫困和人口的快速增长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人口几乎80%位于农村地区。一些农村地区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对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以及资源和环境极不适应。贫困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仍然很高，这进一步扩大了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异，加剧了人口对自然和生态环境的压力，已成为人类社会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农村地区也存在着“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对于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 劳动投入量过 经济学刚刚诞生之际,经济学家考虑的生产要素只有两个:土地和劳动。有人说:“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土地之父。”既然产出决定于土地和劳动这两个因素,则经济增长的原因就在于投入使用的土地与劳动的不断增长。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都曾设想过一个土地所有权不变和资本积累尚未发生以前的原始状态。在那个时候,资本不具有重要性,土地是自由取用的,劳动是唯一的考虑因素。只要劳动投入量增长,土地的使用量也会增长,从而产出量也会同比例增长。然而,人类所居住的这个星球的土地是有限的,一旦处女地被开垦完毕,新增的劳动者就只能涌入现有的已开垦的土地。在土地成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劳动投入量的增加,产出仍会增加。但当新的劳动者附加在固定数量的土地上时,每个劳动者便只能有较少的土地与之发生作用,从而收益递减规律就会发生作用。随着单位土地上的劳动量的增长,在边际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劳动生产率就会不断下降。在边际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产出增长速度越来越慢,最后趋近于零。 我国偏僻农村就处于一种非常封闭的状态当中,在经济上和外界几乎没有交流,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中,没有资本的交流,技术得不到改进,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提高,由于地域偏僻,土地条件不良,可供开垦、利用的土地数量有限。这样,在劳动生产率几乎不变的情况下,劳动的产出与代表劳动量的人口就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要想增加产出,就必须增加劳动,就必须增加人口的数量。人口的数量越多,在土地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其人均占有的土地就越来越少,人均占有的产品也越来越少,人也越来越穷。 二、 人口转变的内在规律是约束人口的自我控制的自动机制 从经济学角度看,人口的生育和抚养,有它的成本和收益。在传统农业社会阶段和传统农村生活方式下,妇女生育抚养孩子的成本和机会成本都较低,而孩子较早地投入经济活动,能给家庭带来收益。加之传统农业社会中,孩子由于饥饿、营养不良、疾病、战争等原因,死亡率较高,不容易存活,孩子稀缺,因此,孩子成了收益较高的资源。 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是,由于农村的生产、温饱、医疗等条件改善,人们抗御自然灾害、温疫疾病的能力增强,虽然生活水平提高幅度不大,但是人口的死亡率,特别是婴幼儿死亡率却大大降低。过去可以通过战争、自然灾害、疾病等形成的死亡率来平衡人口与土地等资源的比例,现在却不能了。于是人口处于一个猛烈的增长时期,在广大的农村,人力作为主要的劳动力,人口大规模的增长表现的更为突出。 相反,在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人口的高增长势头却得到了控制。到了工业和城市社会,特别是市场经济发达的社会,人口的生育和抚养数量在微观上受到家庭预算的制约,这就是家庭支付能力、生育的成本和机会成本、抚养孩子的成本等约束。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从正增长转变到负增长,与其家庭人口生育成本和机会成本的上升有着很强的关系。 从我国孩子的生育抚养的教育成本和机会成本看,将一子女培养到大学毕业,其成本高达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因此,在城市中,即使国家不强制实行计划生育,或者放开让居民生育,绝大多数家庭预算收入有限将会约束子女的生育数量。在城市中,一般的收入情况下,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与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数量成反比,子女越多,生活水平越低;子女越少,生活水平越高。 因此,人口自我控制的自动机制是生育、抚养和教育的成本和机会成本,人口生育数量受到家庭预算的约束,而人口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人口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人口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将是人口从偏好生育向自动控制生育转变的动态过程。这是一个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转型的内在规律。违背这个规律,肯定会受到它的惩罚。 在我国贫困地区农村,生育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很低,不需要上幼儿园,上小学的费用很低,没有让孩子上中学和大学的打算;孩子到六七岁时,可以从事放羊、拾草、砍柴、收粮等劳动,对于家庭有所收益;而且农村由于地少,有的农妇一年12个月可能11个月没有农活可干,农业收益很低,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为零,也就是说生育孩子没有什么损失。在农村有一种强劲的人口生育动力。而且越穷的乡村,生育和抚养的成本和机会成本越低,未成年子女的收益越高。这就是一些地区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穷和生恶性循环的经济机理。 三、 保障问题的提出 社会保障是国家或社会依法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