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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低生育阶段工资率下降的原因及对策 随着政策优先、经济改革和人均收入的提高，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对家庭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影响，人口增长率继续下降。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诱发了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在这个过程中,婚育年龄推迟和城市文化影响进一步加速了中国人口转变进程。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人口增长率下降到1%以下,基本完成了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型式的转变。 2005年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已上升到7.7%。大量预测表明,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将进一步放慢,人口老龄化速度进一步加快。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仍不断创造出新的劳动力需求。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从相对比重下降到绝对数量下降,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缺口必然带来工资率上升,诱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问题。 工资上升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工资上升能够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刺激劳动者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工资上升也带来了劳动成本上升,削弱中国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优势,对出口和经济增长起到制约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城镇实际工资增长进入了高增长时期。这种高增长如果得益于劳动生产率的高增长,它无疑能收到工资和经济同步增长的双重效果。然而,对劳动生产率的分析表明,工资增长明显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如果讲中国目前的工资快速增长是对过去偏低工资水平的一种补偿的话,那么,这种增长势头在今后应当放慢。否则,它会侵蚀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中国经济的竞争能力。当然,如果能做到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者技能提高与经济结构调整相匹配,中国就可以实现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齐头并进。 在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人口老龄化加快将会加重养老负担,削弱经济增长动力。目前,中国尚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最后阶段,我们应当通过充分就业的政策来挖掘尚存的人口红利。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将面临劳动成本上升和养老负担加重的情况下,要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加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一、 年中国劳动力供给的新趋势 中国人口增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出生率保持在30‰以上。加之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使得各种急性传染病很快得到控制,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57年的10.8‰,人口增长出现了第一次高峰。1958～1961年是中国人口发展非正常时期。由于政策方针失误和自然灾害影响,人口再生产的自然演变过程被中断,死亡率异常上升,1960年达到25.43‰,导致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此后,中国人口在死亡率保持低水平的情况下,出生率大幅度下降,结果使得人口自然增长率由70年代初的20‰以上下降到1998年的10‰以下。21世纪初以来,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见图1)。预测表明,中国人口数量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高峰,此后,人口总量开始逐步下降,由低水平增长阶段过渡到负增长阶段。 人口数量低增长最终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低增长。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死亡率下降早于出生率下降,人口增长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之间便有一个时滞,两者随着时间变化并不同步。生育水平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的双重作用,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总人口更快地进入低增长和负增长的阶段。 如图2所示,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2015年前后, 一直处于上升阶段,从3.4亿上升到10亿左右。2015年之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处于不断下降趋势。从增长角度看,劳动力年龄人口从20世纪60年代进入快速增长阶段,这种快速增长阶段持续了40年左右。21世纪初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处于不断减速态势。这种态势大约在2015年前后开始转变为负增长阶段,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开始下降。相比之下,人口数量增长将在2035年前后才开始出现负增长状态。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总和生育率在2.2左右,高于人口更替水平所要求的总和生育率。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在1.6～1.8之间(郭志刚等,2006),一些学者利用调查资料和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的推断结果,也支持上述结论。从中期或短期估计来看,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为15～64岁年龄组的人口数量,采用1.6或1.8等较低总和生育率,对未来15年中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影响不大,但对人口数量增长和15年之后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有较大的影响。本文主要根据总和生育率为1.8的预测结果来分析未来15年内劳动力供给变化情况。 实际上,劳动年龄人口供给是一个潜在的劳动力供给数量。这部分人口并不都是参与劳动力市场活动。在这部分人口中,真正属于劳动力供给部分是那些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活动的人口。因此,在预测出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之后,我们需要利用劳动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