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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方略形成的背景 2014年10月23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次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专门研究法治建设的中央全会；这个《决定》，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加强法治建设的专门决定。这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一个”，吹响了依法治国的新号角，树立了建设法治中国的新里程碑。 发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恢复和推进 对于中国人来说，“法治”这个名词并不陌生。早在春秋时期，以管仲为代表的早期法家，就主张“援法而治”，提出了“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的理念。然而，直到二千多年后，经历了资产阶级法制建设的失败，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与法制，才终于为法治开辟了光明的道路。(1954年3月，以毛泽东（前排左八）、刘少奇（前排左九）、周恩来（前排左六）等为主要成员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合影)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彻底摧毁了国民党政府的旧法统，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清除了障碍。新中国成立头8年，全国人大、政务院和地方政府制定了包括“五四宪法”在内的法律、法规千余件，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毛泽东不仅亲自主持了第一部宪法的制定，而且深刻地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他还说：“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从党的主席到一般老百姓都要按照它做，将来我不当国家主席了，谁当也要按照它做，这个规矩要立好。” 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在“文革”中，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践踏。1978年12月，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宣言书中，邓小平坚定地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在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郑重地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伟大任务，要求“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并确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开启了崭新征程。据此，刚刚成立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立即着手《选举法》《地方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的修改和起草，创造了4个月制定7部法律的立法佳话。 行胜于言。1979年的大规模立法，是新时期法制建设开端的显著标志。在此之后，中国共产党凝聚全社会的力量，推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快速发展。一系列法制建设事件的接踵而至，无不在改革开放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79年9月9日，一份名为《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的文件颁布，这就是著名的“64号文件”。该文件直接针对的是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切实实施，但它的内容却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是对全党全民进行法制教育，准备厉行法治的一个纲领性文件。这份文件被认为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步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也正是在这份党的文献中，第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法治”一词。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曾这样评价“64号文件”：“我认为这个文件是建国以来，甚至是建党以来，关于政法工作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最深刻的、最好的文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进行公开审判，给“文化大革命”“无法无天”的时代画上了句号。而且，中央要求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代表中央撰文，阐明这次审判对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这就是发表于1980年11月22日、署名为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里程碑——评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文章。文章指出，审判贯彻了司法工作的独立原则、民主原则、实事求是原则、革命人道主义原则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是我国民主和法制发展道路上一个引人注目的里程碑。它充分体现以法治国的精神，坚决维护法律的崇高权威，认真贯彻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各项基本原则，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具有除旧布新的重大意义”。这是在党的重要文献中第一次用“以法治国”这一概念。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这样，党就以党的“根本大法”对党遵守法律作出了严格规定。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