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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经典与成书 朱夫子说，“明朝美德”、“亲民”和“远离正义和正义”是大学的计划。本文将以经典为依托, 训诂章句、阐发义理, 探求“三纲领”中的“修己安人”之道。 《大学》原属《礼记》中的一篇, 其古本是指戴圣所传《小戴礼记》的第四十二篇原文。据西汉刘向《别录》载, 现存《礼记》以关于“礼”的“通论”篇目最多, 《大学》就是其中之一。《大学》既是研究“礼制”的文章, 又代表儒家之理想, 是先秦儒家伦理、政治、教育、哲学思想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大学》的作者和成书时代文献并没有确切记载, 对此众说纷纭。最早为《大学》成书断代者为东汉班固, 他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出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后郑玄注《大学》于《三礼注》:“名曰《大学》者, 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此于《别录》属通论。” (1) 其注解也多从“礼”的角度出发。唐孔颖达为郑注作疏 (《礼记·正义》) , 并未沿袭郑注的分句编排, 而是将其认为文意连贯的章节语句联同注解, 初现移文端倪。汉唐儒学渐微, 佛道得势, 推崇《大学》、《中庸》者, 首推韩愈、李翱, 代表儒家经典意识的最初复苏, 开启唐宋学者积极弘扬儒学经典的先河。至北宋, 《大学》始有单行, 朱彝尊《经义考》录司马光《大学广义》一卷云:“取《大学》于《戴记》。讲说而专行之, 实自温公始。”宋德隆盛, 治教休明, 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明道曰:“《大学》乃孔氏遗书, 须从此学则不差”;伊川更言《大学》乃圣人之完书:“今之学者, 赖有此一篇书存, 其他莫如《论》、《孟》。” (2) 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私淑二程, 特依程颐之意对《大学》移文补传, 编订次序, 于绍熙元年 (1190) 冬十月, 刊《四经》、《四子书》于郡, 称学问须以《大学》为先, 次《论语》, 次《孟子》, 次《中庸》, 使《大学》不但成为“四书”之首, 更“由子超经”, 奠定其在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至元仁宗皇庆二年 (1313) 定朱子《四书集注章句》为科举取士标准, 到明永乐年间敕撰《五经大全》与《四书大全》并颁, 然科考仍以《四书》为重, 故五经率皆庋阁, 弃而不讲。《大学》不仅奠定了官方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 更成为明清硕儒学术思想关注的核心和各种观点交锋的“论域”, 从而远远超越于一般经典之上。 “大学”即“学之大者” 先秦典籍中, 文章的题目通常反映文章的主旨, 对题目本义的正确认识, 于把握文章的内容至关重要。“大学”的名义问题也是众学者历来争论的焦点。对“大学”的认识不同, “大学之道”的界定也各异甚至出现偏差。 东汉郑玄将“大学”视为一门教人如何从政的大学问;孔颖达将“大学”释为能够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以至盛德著明于天下的“学之大者”。《大学章句序》中朱熹言:“及其十有五年……皆入大学, 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并注:“大学者, 大人之学也”。 (3) 可见“大学”在朱熹处有两层含义, 一是“十有五年”读书求学之所;二是指“大人之学”, 即“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是一种精深广博之学问。与朱熹以年龄划分大小不同, 王阳明从道德境界层面将“大学”解为“大人之学”, “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 其视天下犹一家, 中国犹一人焉” (4) 。可见, 他们都将“大学”看做“博大精深的学问”。 朱熹另将“大学”视为读书求学之所当是源自《白虎通·辟雍》言:“十五成童志明, 入大学, 学经术。”但据徐复观从文献内容考究, “在《诗》、《书》、《易》、《仪礼》、《周礼》、《左传》、《国语》、《论语》、《老子》、《墨子》、《孟子》、《庄子》等重要典籍中, 皆不见有‘大学’的名词”, 从而认为“大学”“乃西汉初年才流行的观念”;陈青之、王凤喈等近代学者经由考证, 也认为古代学制并无“大学”之名。可见“大学”作为三代所设高等级教育机构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综上所述, 本文认为“大学”乃“学之大者”, 是一种“博大精深的学问”、“至高至极的学问”, 而非我国古代高等级的教育机构。正如近代学者江希张所说:“这大学, 不是指的那国学的大学, 是孔教有纲领有科目的大学, 是内圣外王一贯的大学, 是为天下万世立法的大学, 是为天下万世开太平的大学, 是传授真文明真进化的大学, 是包括一切涵盖一切的大学。” (1) “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最高的范畴, 其含义非常广泛。在汉文化和汉字的源流中, “道”就有多种多样的释义, 如“道路”、“法则、规律”、“宇宙万物的本原、本体”等等。在儒家经典中, “道”也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字:《论语》中“道”出现几十次, 《孟子》中“道”更出现百余次。参照儒家经典中与“大学之道”结构相似的语句, 如《孟子·滕文公上》中“从许子之道, 则市贾不贰”;《礼记·杂记下》中的“一张一弛, 文武之道也”, “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