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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时空延异与蒙太奇的切割 作为一个在文学和电影之间传播的人，杜拉斯的许多作品都是文章和电影。( P42)写作与电影实践的互相作用,使她的许多小说呈现典型的电影化特征,其独特文体成为研究影像、文字异质的重要材料。小说《情人》最初起于杜拉斯之子让·马斯科洛(Jean Mascolo)编的一本有关杜拉斯生活和她摄制的影片的摄影集,后在其生活伴侣扬·安德烈亚的建议下写成小说。因而,由照片而来的回忆使小说叙事处处能感受到影像的存在又时时感受到时空异质的间隔。正如罗兰·巴特所说的“我看到的这个东西曾经在那里,在无限与那个人(摄影师或看照片的人)之间的地方存在过;它曾经在那里存在过,但很快就被隔开了;它绝对存在过,不容置疑地存在过,但是已经被移走了。”(P120-121) 德里达发明了“延异”(Différance)一词,“‘延异’可以被认为用来表明一种构成的、生产的和本原的因果性,表明可能产生或者构成不同事物和差异的断裂和分化的过程。”(P8)Diffèrer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延宕,是在暂时性和延宕性的迂回中的有意无意的追索,这种迂回推迟了“欲望”或“意志”的满足和实现,并以一种取消或简化其效果的方式来平等地影响这种推迟。(P84)“延异”之延,正是时间性的;“延异”之异,才是空间性。因此,“延异”恰好是时空的统一。(P54)在小说《情人》中,杜拉斯运用电影蒙太奇的切割,光、影、声效等影像书写,画外音与画内音的共时同构,使小说产生时空延异的特效,消融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区别,消融了现实与真实之间的界线,也消融了垂暮的老妪、风韵犹存的妇人、风华正茂的少女之间的岁月沟壑,使《情人》成为一个引发读者想象力的实验场, 透过读者的积极介入开发出多层次、多向度的意义指涉。“在时代的犬牙交错中,一个女人的故事获得了隧道般的历史纵深感。该写法超越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令文学界耳目一新”。(P240) 一 两大元素的交叉使用 小说的天职是使表达趋向于时间的展现,是在一个连续性过程中记录下空间,而电影的天职则有利于空间的展现。(P72)将小说叙事电影化,会产生一种新异的表现时空,形成多层次的叙述结构。蒙太奇是一种通过镜头的组合关系和联接方式来表现一个运动主体的综合面或各个不同方面的方法,它的主要功能是表现主体的运动和共存现象。时空转换自由是电影的一大特点,借助于蒙太奇,电影可以纵横古今,一日长于百年。杜拉斯将蒙太奇手法用于表现人物的意识流,从而突破传统的小说时空意识,用独特的“镜头视野”——客观镜头和主观镜头——进入和退出人物的意识世界,然后运用种种电影连接手法在意识和无意识之间来回“剪辑”,使人物的主体意识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如流水般流动起来,从而用全新的方式表现人物内心生活与外部生活同时并存的人类生活的双重性。杜拉斯借助这种“小说电影时空”,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现在与过去之间从容往复,使读者有时无需叙述者的中介而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意识深处。《情人》运用了多种蒙太奇手法,将叙述时间切割交叉,创造了一种完全主观的、松弛而迷人的、几近催眠的时空延异的效果。 首先,杜拉斯用第一人称“我”的回忆式叙述形成内聚焦的叙述性蒙太奇,但叙事性蒙太奇又总是被表现性蒙太奇镜头干扰,使叙述不断地被延宕。表现性蒙太奇不注重事件的连贯、时间的连续,而注重画面的内在联系,以表达某种情感、情绪、心理或理想,给观众造成强烈的印象。《情人》在开头处,作者写到“我”十五岁半乘船的那次经历,“我”遗憾当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于是“我”对照片中应有的场景细细地回忆,思维定格在当时戴的使“我”不伦不类的一顶平边男帽上,这使“我”自然追溯帽子的来历,由帽子又想到了照片,这是几十年后“我”儿子的照片,在儿子身上隐约看到了自己的形象,由儿子的照片“我”又想到母亲的照片,照片——帽子——照片——帽子——照片,镜头的切换是通过作者的回忆,也就是心理变化进行的,每次切换都加入了更丰富的内容,场景也由此逐渐铺开。杜拉斯的思绪就像是蒲公英一样四处飘荡,它偶尔落到一个点上,这个点就成了回忆的源头,引伸出一个藤蔓,蔓延、伸展、隐没,然后又落在另一个点,又引出一枝爬藤,静静地伸延,隐没,重现……就这样,从不同点伸延出来的一枝又一枝的爬藤,最后以其繁茂的枝叶交织成一大片的绿意。这正是叙事性蒙太奇与表现性蒙太奇交叉达成的《情人》的叙事效果。 其次,复现式蒙太奇在《情人》中也频繁运用。从内容到性质完全一致的镜头画复出面反现,是视觉上的复叙,是一种制造效果、营造气氛铺垫高潮的复现式蒙太奇。这种手法将与主体思想、人物性格、作品基调相关的因素重复出现,或着重强调,或形成对比,或产生隐喻,或前后照应,达到增强各种因素的艺术表现力的效果。《情人》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关“我”头上的那顶帽子,作品反复地出现这一特写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