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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国企改革困惑的原因分析 一、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内涵和三大论 18世纪，亚历山大斯密亚德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想法，认为市场经济制度可以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反对政府过度干预经济活动。200多年来,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一直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主张自由竟争,国家尽可能少干预经济生活的新自由主义一度陷于沉寂。20世纪70年代初,伴随着政府对经济干预政策的失效,凯恩斯主义受到怀疑和攻击,新自由主义因而又得以复兴,成为与凯恩斯主义相抗衡的理论体系。特别是20世纪的最后20年,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其影响遍及所有的经济学领域,并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各个方面。尽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庞杂的体系,但就其主流学派的观点而言,不外乎“三化”,即“市场化”、“自由化”或“非调控化”、私有化。也可以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内涵具有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这样三层涵义。最近二、三十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拼命向社会主义国家兜售新自由主义思想,鼓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出路。 由于前苏联和东欧的巨变以及东西德的合并,国内主张私有化的学者认为公有制经济同市场经济不相容,特别是认为,国有经济同市场经济不相容。在他们看来,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就是对占相当大比重的国有经济实行非国有化。有人甚至提出:市场经济让公有制走开;市场经济规则应该判罚国有企业下场;中国的国有企业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应该寿终正寝了。比如公开地、赤裸裸地鼓吹私有化,说什么改革“绕不开一个私有化”,宣传公有制是没有出路的,“人间正道私有化”,甚至喊出“私有制万岁”的口号;有的则是隐蔽地、间接地主张私有化。每当国有企私业改革一到关键时刻,就有一些人包括某些著名经济学家出来,把中央提出的改革措施,往私有化方向解释、引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退出”论、“让位”论和“战略性调整”论。“‘退出’论的基本观点是:国有经济只适合存在于垄断性行业,不适合存在于竞争性行业。因此,国有经济应当‘退出’竞争性行业。‘让位’论的基本观点是: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是市场经济‘不合格的主体’,非公有制经济才是市场经济‘合格的主体’。因此,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应当‘让位’于非公有制经济。‘战略性调整’论的基本观点是:国有经济适合作为计划经济的‘微观基础’,不适合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不是在所有领域,国有经济都有其优越性’,‘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往往不及’非公有制经济‘具有市场竞争力’。国有经济的存在‘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建立’。因此,必须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腾出空间’。”可见,“退出”论、“让位”论和“战略性调整”论等形形色色的非国有化主张,只是提法有别,而内容相同。 当前,我国在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在经济领域坚定不移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努力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问题在于,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势必导致多种意识形态的并存,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就会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的总体水平不高,我们都必须允许并且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这就决定了私有化思潮产生的必然性。 可见,私有化思潮的兴起既有国际背景,也有国内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土壤。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20世纪50～60年代我国没有私有化思潮,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私有化思潮却蔓延、泛滥开来。 二、 产权学派的解释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以国家对企业的不断“放权让利”开始的,在探索中走过了放权让利、承包制与租赁经营、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和股份制试点、中小企业出售及股份合作制等多个阶段。无论是“质量效益年”还是“攻坚战”,一个毋庸回避的事实就是国有企业改革不尽人意。可以说,在责权利并不对称的制度安排之下,“负赢不负亏”的问题未能根本解决,更不用说国有资本的有效保全和不断增值了。企业行为的短期化和扭曲,很快暴露并日益突出,进入了“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可见,以“放权让利”为主导思想的企业改革确实已走到尽头,而深层次的产权构造问题浮出水面。 就目前而言,国企改革举步维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产权多元化进展缓慢,即使已改制的上市企业,其基本特征也往往是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存续企业吃上市公司的现象十分普遍。这既是上市公司业绩爬升无力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国股市一系列垢病的重要原因;二是运营机制僵化,创新能力不强,这与企业产权制度密切相关。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就是市场主体的产权明晰且多元化。没有产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