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与进士科关系考辨——从武则天人才理想的角度.docVIP

武则天与进士科关系考辨——从武则天人才理想的角度 在武则天与进士科的关系上,现代人主要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在武则天的干预下进士科更重文词,甚至开始“诗赋取士”;在用人方面,武则天则压制明经而特重进士一科。此种观点以陈寅恪、尚定、胡可先等人为代表，分别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2001年版)、尚定《走向盛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胡可先《论武则天时期的文学环境》(《陕西师大学报》2005年第6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初唐进士科并未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诗赋取士”,武则天对进士科也并未特加重视，认为当时无论从录取人数还是高级官员的出身来看，进士、明经两科的比例与此前相比均无明显变化。此种观点以岑仲勉、傅璇琮、吴宗国、陈飞等人为代表。分别见岑仲勉《隋唐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吴宗国《中国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傅璇琮《武则天与初唐文学》(《燕京学报》新7期)、陈飞《唐代试策考述》(中华书局2002年版)。岑仲勉先生虽认为武则天时进士科已开始试诗赋，但乃偶然改革，非刻意而为，并未体现出对进士科的青睐。可见,两种观点分歧很大,因而极有必要深入探讨武则天对进士科试项的具体改革*徐晓峰《唐代科举与应试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一章《朝廷考试及其试诗——进士科“以诗取士”的确立与调整》对唐初进士试项的沿革变化有比较详细的考述，但多致力于在现象层面的还原，而没有探讨改革背后的原因，特别是与统治者的关系。另，该文对当时进士试项沿革过程的描述与本文也略有不同。,在此基础上才能厘清武则天与进士科的关系。笔者拟从武则天的人才理想入手,结合其对进士试项的具体改革及实际选拔结果、当时的现实形势需要,探究武则天对进士科的真实态度。这对武则天研究、唐代科举史甚至唐代文学史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一、 武则天的人才理想 关于武则天的用人喜好,历代史书所述颇多,最常见引者则莫过于《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历代制下》所曰: 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寖以成风。[1]357-358 即武则天爱好文学,喜用文士,在她的影响下,公卿百官都是因文章而显达之人。由此,文史并重特别是善于作文便被看作是她的人才理想。这段记载影响很大,它确实反映了武则天用人的一个重要侧面。比如她前期所重用的许敬宗、李义府等人,不仅善于逢迎,也熟悉经史并文采灿然,在龙朔年间与上官仪一起成为最重要的宫廷诗人。稍后的“北门学士”,更是武则天从左右史和著作郎中物色的一批才学俱佳的人选,并被引入禁中,特许从北门出入,“时又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2]2846,更是表现出她对文学人才的器重。晚年的武则天,身边聚集了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等大批文学之士,并留下了杜审言因赋《欢喜诗》而被重新擢用、郭震因赋《宝剑篇》而免于责罚、崔融因撰《启母庙碑》而受褒奖等众多奖掖文学人才的佳话。对此,杜甫《赠蜀僧闾丘师兄》曾热情歌颂: 惟昔武皇后,临轩御乾坤。多士尽儒冠,墨客蔼云屯。当时上紫殿,不独卿相尊。[3] 文学才能确实是武则天人才理想的重要方面。 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的成功离不开她的审时度势及对人才的充分利用,而她用人的出发点则是基于夺取和巩固政权的需要。比如许敬宗等人的文学才华恰好适应了特殊阶段宫廷斗争的需要,由其起草的诏敕文书总能替武后的活动找到历史依据而使其合法化*如许敬宗起草的《立武昭仪为皇后诏》，将高宗与武则天的乱伦行为偷梁换柱成“事同政君”，即谓武则天像汉代的王政君一样，是先帝的宫人，然后由先帝赐给太子。这一典故不可谓不巧妙。,并且能用华美的文词来粉饰渲染。她对“北门学士”的任用也是极大地发挥了他们的政治智慧,他们不仅修撰了《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等书,而且还根据需要适时地编纂了《少阳正范》《孝子传》去规劝太子李贤顺从武则天,帮助武则天密谋临朝称制,又助其建成明堂,是武则天的“智囊团”,在她夺权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武则天临朝后,“军国多事,所有诏敕,独出祎之”[2]2847。可见,武则天并非只重文学才能,而是越来越认识到政治识见所反映的经世之才也是治世之所必需,这些用人实践让武则天相信,文学与政事的结合是最完美的人才模式。 嗣圣元年(684)徐敬业起兵,武则天在读到骆宾王的檄文时深加赞赏,其赞的不仅是骆宾王的文采,也包括他的政治胆略和智慧: 骆宾王为徐敬业作檄,极疏大周过恶,则天览及“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不悦曰:“宰相何得失如此人。”[4] “狐媚惑主”之类不过是对武则天的一般人身攻击,展示了骆宾王的文采和胆略,武则天的欣赏仅体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