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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中的体制与市场体制问题研究 1 制度变迁的强制性 与传统的经济学家相比，更多的人致力于分析市场机制的运作和影响。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制度不是市场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而制度对一国经济绩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两者之间的强制性。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通过发生促进或者阻碍的作用来影响制度变迁的成本, 两者间此消彼长具体就表现在制度均衡——制度环境变化——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的过程, 这个过程中一系列法律、政策等正式规则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变迁, 而且包括行为规则、习俗、传统道德在内的非正式规则也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 正式规则的变迁是显性的, 非正式规则的变迁却是隐性的, 两者的变化程度上无法衡量, 便会出现两者无法相辅相成, 甚至相互抵制阻碍的制度失衡状况。当非正式规则的存量超过某一临界值时 (该临界值使得非正式规则的收益等于正式规则的成本) , 就会发生制度变迁。 2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历史上许多制度变迁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新制度的收益小, 有时候新制度的作用都会使得社会成员收益增加, 但脱序成本、失益成本和适应成本过高依然是人们抵制、阻碍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 而这正好能用路径依赖理论解释。 路径依赖源于自然史中关于物种演化的理论, 生物学家古尔德 (Stephen Jay Gould, 1974) 提出物种演化是以一种相关方式影响未来的发展。受这种理念的启发, 大卫和阿瑟在对技术扩散的经济研究中, 提出了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题, 他们认为, 一些偶然事件可能导致一种技术战胜另一种技术 (即技术演进) , 而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后来, 诺斯将前人的思想和理论拓展到社会制度变迁领域, 从而建立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 其主要内容是由信息的不完全性和处理信息群体的有限理性决定的交易费用并非为零, 制度的设定无法得到一个唯一解, 制度可以在更多的点上取得均衡, 只是经济绩效的优劣差别, 而决定这种绩效状态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是历史上一次偶然的制度变迁路径选择, 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制机制, 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路径, 就会不断自我强化, 可供选择的集合束不断缩小。从实施成本来看, 激进式变革可能在制度变迁的初始阶段出现较大的社会震荡从而引发较大的改革阻力, 但是若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制度变迁, 则社会损失会迅速缩小, 而渐进式变革则因经济长期处在扭曲的状态之中, 这种扭曲会造成经济主体对未来形成不稳定的预期, 总体的经济损失会超过激进式制度变迁。而从摩擦成本来看, 渐进式改革在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中一直注重过程的稳健性和可控性, 强调各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机会均等和利益补偿机制, 在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中基本达到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有效降低了摩擦成本, 减轻了社会动荡和经济滑坡的程度, 渐进式变革会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 从这个角度讲, 渐进式制度变迁较之激进式制度变迁具有优越性。 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本重点是经济体制转型、经济结构变化、由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进入中国改变封闭状态进入国际市场中的各种支出与损失。通过建立衡量这四个方面的指标综合体系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本进行量化得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前改革时期成本较低, 中改革时期有所增加, 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先略微上升后下降, 期末又上升的“U”形变动, 在后改革时期, 经济变迁成本缓慢爬升的趋势, 并且这个趋势还会继续下去。 3 认识不到位,改革目标偏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实质, 是要说明过去对现在及未来的影响。 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 目标不确定, 在计划经济处于一种低效的均衡时, 政府这一制度变迁主体选择改变制度, 践行的是“摸着石头过河”, 给企业自主权、放权让利, 极大的释放了积蓄已久的生产力, 人们普遍认可这样一种改革思路, 社会的各个层面在这样一种能提高效率的现状以及自上而下传达的中国政治体制, 这种提高自主权、追求效率的改革路径不断强化, 而这之中很多事业单位、公益或政策性企业的改革目标也发生了偏离。 3.1 企业“锁定” 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可以大体分为两类, 一类为解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的民用轻工业产品, 另一类则为为了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军用重工业产品以及铁路、水电等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产品, 这些产品的生产由于原有体制的影响为国家提供公共服务, 这就为它们在市场上并非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而与市场的公平性、竞争性发生矛盾而处于“锁定”状态。国有企业受到多级政府的干预, 缺乏应有的自主权和决策权。从政府角度看, 国有企业不会退出, 因为这与国有制是相容的。由于国有企业所有权不可退出, 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