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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饮食文化特征最新 中国文化在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上许多方面都与饮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中国，不管是祭祖、国事外交、节日庆典、还是婚丧嫁娶、买卖交易、拜师收徒、拉交情、解纷争，都离不开一个“吃”字。“吃”往往是各类社会活动的重要环节。中国人不但通过“吃”获得热量、汲取营养、维持生命，而且以吃辩人、以吃论事、以吃评价得失、以吃阐发道理。 学者王学泰指出：中国精神文化的许多方面都与饮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到治国之道，小到人际往来，举凡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军事学、医学以至艺术理论、文学批评、无不向饮食学、烹饪学认同。”在大众词汇中，“吃”被赋予了各种感情色彩，无所不在。它对我们深层次意识的影响巨大，甚至有学者认为：“西方文化可说是男女文化，而中国则是一种饮食文化。” 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以谷物和素食为主；二是食材广泛，食无禁忌。 中国传统上属于农耕文化，因而中国人的食物以素食和谷物为主。在古代，农业生产受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影响非常大。中国又处于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农业生产极不稳定，一旦食物来源不能保证，只能广泛开辟食物来源。选择食物来源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形成了中国人在饮食结构上食无禁忌的特点，至少中国的老百姓还存在有时吃野菜、树叶、花卉、蝗虫等的习惯。 中国人把饮食分为主食和副食两部分。所谓主食，指谷物，就是我们说的“饭”；所谓副食，指谷物之外的其他食物，即我们说的“菜”。菜又分为有肉的荦菜和没有肉的素菜。就像红烧肉之类的菜肴，虽然食材中没有蔬菜，也被认为是菜，是副食而非主食。长期以来，在中国人的饮食中，热量主要是由谷物提供，用餐时饭与菜的比例，也是饭多菜少，所以谷物才被称为主食，而菜是用来就饭吃的，是用来下饭的，所以被称为副食，现在中国有些地方还把菜叫作“下饭”。中国人饮食这种有主有副的区别，又形成饮食结构上“谷素为主”的特点。这种将饮食分为主食与副食的情况，在世界各大饮食文化中也显得非常特别。《黄帝内经》中“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的说法，证明了中国人以谷素为主的饮食习惯由来已久。 中国人的主食五谷，指稻、黍、稷、麦、菽等粮食作物的果实。其中“菽”代表豆类。有人说，西方饮食不可一日无肉，中国饮食不可一日无豆。的确，豆类食品是中国古代寻常百姓饮食中蛋白质的主要来源。 世界上主要有三种进餐方式，分别是欧洲和北美地区的使用刀叉进食，南亚、非洲和印尼群岛等地区的直接用手抓食，以及东亚地区的使用筷子进食。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以确定，中国是筷子的发源地。 相传大禹治水时，因时间紧迫而在野外进餐，有时食物刚刚烧好就得进食赶路，但汤水沸滚无法下手，只好折树枝夹取食物，这树枝或许就是筷子的雏形。传说虽非正史，但为避免熟食烫手，于是筷子应运而生的说法，似乎具有可信性。 筷子在历史上曾有过“挟”“荚”“木箸”“箸”等多种名称。自唐代起，宋、元、明、清皆统一称“箸”。后来之所以被称为“筷子”，与江南船家的忌讳有关。明陆容在《菽园杂记》卷一中说：“民间俗讳，各处有之，而吴中为甚。如舟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儿’。因“箸”与“住”谐音，故改“箸”为“快儿”。在这种想法影响下，人们就把“箸”叫成“快子”以图吉利，这大概就是筷子名称演变的人们的心理原因。 现在中国人的进餐方式有别于西方的分餐制，普遍采用会食制。从先秦至魏晋，中国一直实行分餐制，到了唐代，才又演变为合餐的会食制（即混餐制）。从古代绘画资料考古发掘中，也可找到我国隋唐以前实行分餐制的实证。唐代时由分餐制演变为合餐的会食制，其重要原因是少数民族生活习俗与中原文化的融合。高桌大椅的出现，改变了中国人古代席地而坐的生活习惯。这样也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提高了亲密度，所以中国饮食文化进餐方式由分餐制向会食制的改变，其实就是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生动写照。 中国人独有的烹饪技法，那就是用“炒”的方法烹饪，这是中国饮食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炒”是中国独有的，也是中国饮食文化中最具标志性的烹饪技法。“炒”不仅欧洲没有，就连受到中国文化影响很深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也不大采用。 “ 炒”作为一种烹饪技法，最早见于《齐民要术》。炒制技法出现于魏晋，成熟于两宋，普及于明清。 “炒菜”包括生炒、熟炒、熘炒、爆炒、清炒、煸炒、抓炒、干炒、软炒等类别，但各个类别都同样包括四大步骤：一是先将不同的食材切碎、或丝、或条、或片、或块；二是在加热的锅中放少量的油，让油与锅作加热介质；三是把切碎的食材按一定次序入锅，不停搅功；四是在不断翻搅的同时，陆续放入调料，使食物在由生变熟的过程中入味，至熟为止。这种混合多种食物成为一道菜的烹饪方法并不多见。 炒是一种与中国饮食结构、营养需要以及饮食习俗相吻合的烹饪方法，因为以谷素为主的中国人在饮食中蛋白质和脂肪摄入量相对较低，而炒可以将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