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与躯体》中的身体问题.docxVIP

《死者与躯体》中的身体问题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理性主义的确立，身体问题成为西方科学研究的焦点，传统语言被排除在外，压迫人民。对身体的重新发现, 尤其是米歇尔·福科在《规训与惩罚》中对身体话语的建构与转换进行的研究, 使得从尼采开始到萨特、梅洛-庞蒂、施米茨对身体的研究探讨受到重视。在之后的文化研究、历史人类学、文化学的发展中, 身体研究构成了重要的文化史范畴。对身体的研究考察越来越走向“微观”, 从对历史进程中身体方案的探讨到对身体器官与肢体的文化史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中国, 身体的研究也开始受到重视 (仅举汪民安主编的《身体的文化政治学》,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3、汪民安、陈永国发表在《外国文学》2004年第1期上的论文《身体转向》为例) 。 尽管在具体的身体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不尽相同, 但所有对身体进行文化观察的尝试都告诉我们, 身体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因为, 身体既为人的生存前提, 又构成人的存在界限;人既受制于这种界限, 又超乎于这一界限之外而生存。它既与自己相关, 又与外界相连, 构成了自己与外界的转换场;它既有自然属性, 又是社会文化的记忆载体, 权力关系的书写场地。而身体并非一成不变的抽象存在, 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不同话语中经历着惩罚、规训、教育、塑造, 归顺于不同的对待身体的方案。德国哲学人类学家赫尔穆特·普赖斯纳把“身体存在”与“身体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