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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广泛性焦虑症状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焦虑障碍是指以缺乏明确的目标和具体内容的焦虑为基础的焦虑，包括植物神经症状、肌肉紧张和运动性障碍。DSM-IV认为广泛性焦虑障碍是具有对一系列生活事件或过分活动的难以控制的担忧。在广泛性焦虑症状的影响因素方面,在Taylor等人提出的对焦虑的病因学解释模型中,将神经质等人格因素认为是一般性因素,将元担忧、对不确定性的忍受力等认知因素认为是特定的因素。对焦虑的研究表明神经质与引发焦虑的特定因素,如元担忧、对不确定性的忍受力等都有关联。神经质会通过各类中介因素与焦虑问题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但是,不同的中间影响因素决定了个体会面临着不同的焦虑问题如广泛性焦虑,强迫还是恐惧等等。而且,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些一般性的因素对个体的广泛性焦虑症状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也有些研究者认为,神经质作为一个一般性的因素太过于笼统,不能提供更多的解释性的信息。Claridge和Davis也同意这种观点,但是同时也强调神经质这类一般性的因素如果与特定障碍的解释因素联系在一起的话还是能够提供部分解释的。 在特定因素方面,Ladouceur等人将“对不确定性的忍受力”定义为“个体在不确定情境中对信息进行感知并做出一系列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反应的方法”,对不确定性难以忍受的个体对这些反应是消极的,并且是错误估计了该情境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和可能导致结果的反应。因此,对不确定性难以忍受的个体常常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感到焦虑,因为他们对不确定的信息和事件都非常的敏感(如容易产生注意偏差、解释偏差和记忆偏差),并且对这些情境有很强烈的反应。研究表明对不确定性的忍受力与焦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广泛性焦虑病人表现出与其他焦虑障碍的病人更低的对不确定性的忍受力水平。然而,对于不确定性的忍受力对各类焦虑障碍的区分作用还是有一定争议的,例如,Holaway等人的研究发现在广泛性焦虑障碍和强迫症问卷上得分类似的被试在对不确定性的忍受力上的得分没有区别,Deacon等人研究发现广泛性焦虑障碍/强迫症/社交恐怖症的患者在对不确定性的忍受力上的得分类似。总的来讲,对不确定性的忍受力水平与担心和广泛性焦虑症状正相关。但是,对不确定性的忍受力概念的特征对广泛性焦虑症状来讲还是比较模糊的,同时,需要更多的实验来研究对不确定性的忍受力与状态、特质焦虑的关系。 在元认知模型中,元担忧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变量。研究表明,广泛性焦虑患者与其他焦虑障碍患者对I型担忧(具体的担忧)没有显著差别,但在Ⅱ型担忧(元担忧,即对担忧的担忧)上要显著高于其他焦虑障碍的患者。对广泛性焦虑症状来讲,真正致病的因素是元担忧。 此外,有研究显示性别、年龄、生活区域、教育程度、经济状况等人口学变量都会对广泛性焦虑症状产生影响。如:女性是GAD的易感因素,女性患病率是男性的两倍。不同年龄的人群患病情况也不同,老年人广泛性焦虑障碍的发生率也比较高。有研究显示,65岁以上年龄组GAD的患病率为10.2%,而其它年龄组为9.9%。生活在城市和农村等不同地区的人群发病率不同,农村和小城镇地区高于城市地区。中国台湾的资料显示,城市地区GAD终生患病率为3.7%,但农村和小城镇地区却高达7.8%和10.5%。不同经济状况和文化程度的人群患病率不同,GAD在穷人和那些只受过初级教育的人身上更加普遍。 带有广泛性焦虑症状的人群长期处在担忧和焦虑之中,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大部分人不会主动对症求医,长时间忍受着广泛性焦虑症状的困扰,因此有必要对广泛性焦虑障碍及其症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1 对象和方法 1.1 性别、年龄分布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在某高校共发放问卷1167份,回收1141份,删除有规律作答问卷6份,最后剩余1135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97.3%。其中男性570人,女性565人;最小年龄为18.00岁,最大年龄为25.00岁,平均为20.88±2.08岁;一年级362人,二年级437人,三年级111人,四年级225人;360人为独生子女,720人为非独生子女,55人数据缺失;28人来自省会城市,140人来自地级城市,242人来自县级城市,103人来自乡镇,600人来自农村,22人数据缺失。 1.2 测查报告 1.2.1 广泛性焦虑问卷 宾州忧虑问卷(The Penn State Worry Questionnaire,PSWQ)用于测查广泛性焦虑症状,由Meyer等人于1990年编制。该问卷由l6个条目来评定患者一般担忧的内容,每一个条目的记分从1(不典型)到5(十分典型),分为一般焦虑和焦虑缺失两个维度。沙丽曼等人对667名中国大学生的测查表明宾州忧虑问卷在中国大学生人群中具备合格的信度和汇聚效度。 1.2.2 元具体问卷的测量 Wells于2005年编制了元担忧问卷(meta-worry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