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藩镇西溪、夏都与军事变革.docx

唐藩镇西溪、夏都与军事变革 中国和西方科学家对唐代使节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由于时代所限,他们的研究多是从政治、经济、阶级乃至兵役制度等角度进行探讨,认为“藩镇的起源”是“均田制受到激烈的破坏,府兵制也破坏了。府兵既坏,玄宗时宰相张说于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奏请募士宿卫,初称长从宿卫,次年改称彍骑。封建中央的禁军改为募兵,边防军也随之改采募的办法,‘遂令诸军皆募,谓之健儿’,这就是所谓长征健儿。这样一来,边防军从拣点轮番改为召募常住,造成了将帅专兵的可能性。”“将得以专兵,而又集军政、财政、行政大权于一身,管辖数州,‘既有其土地,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富’。在安史乱前,已有雄据一方的趋势了”。30从阶级分析角度研究者认为,藩镇的社会基础是那些投身军戎成为职业雇佣兵的破产农民和流氓无产者。日本学者冈崎文夫则从兵役制度变革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指出万岁通天元年九月,唐政府令山东近境州所置的武骑团兵就是团结兵的前身,是取代府兵的地方部队。在此基础上,滨口重国又进一步指出:“武骑团即团结兵在山东地区的设置”,“可以说正是从府兵制到新兵制的第一步。”3-83近年来,沙宪如先生又把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认为:“唐王朝与突厥、契丹等族的战事互有胜负,处于对峙状态。临时总领各路兵马出征的节度使,只好在边疆屯戍,等待时机。因此,睿宗景云年间以后,在东北、西北边地划分出军事防区,设置边防重镇,令节度使镇守。可见节度使任职长期化、辖区化、镇所化是势在必行”。可惜的是,沙先生并未意识到“战事”之所以出现“对峙状态”,恰恰是唐军事战略变革的反映,更是藩镇节度使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拟在上述诸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藩镇节度使是如何伴随唐军事战略变革逐渐产生、发展的过程略加论述。 所谓军事变革,是指政府根据当前战争呈现的新特点,改变旧的战略方针、方式方法、作战武器及军队结构,重新制定适应新战略形势要求的战略方针、方式方法,改善作战武器和军队结构的一种重大军事举措。 军事变革最重要的前提是对当前战争所呈现出来的新特点作出正确判断,对自己原有的战略方针、方式方法、作战武器及军队结构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以便制定与新的战略形势相适应的一系列正确的军事举措。众所周知,自唐太宗起至唐高宗末年,唐边境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战略性的转变。唐太宗在位时,采用的是主动出击、外线作战的战略方针,以骑兵进行长途奔袭、击其不备为战术原则。唐太宗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主要是拥有一支比游牧民族更为精锐的骑兵部队。《新唐书·兵志》明确指出:“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146唐太宗去世后,唐周边军事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吐蕃、突厥、奚、契丹等少数民族的骑兵开始不断袭扰唐边境地区。据《资治通鉴》统计,从麟德二年(665)至开元六年(718),吐蕃袭扰唐边境达20多次。从调露元年(679)至景龙二年(708)突厥寇边近30次。从调露元年(679)至神功元年(697),奚、契丹犯边近10次。高丽大祚荣大败唐军后,筑城于牟山居之,胜兵数十万人,也对唐构成严重威胁。 面对周边军事态势呈现的这种新特点,变唐太宗时期的军事进攻战略为军事防御战略逐渐成为唐统治集团的共识。麟德元年(664)十月,刘仁轨就上言:“臣伏睹所存戍兵,疲羸者多,勇健者少。衣服贫敝,唯思西归,无心展效。”1351郭正一在答高宗问绥御之策时也说:“吐蕃作梗年岁已深,命将兴师相继不绝,空劳士马,虚费粮储,近讨则徒损兵威,深入则未穷巢穴。望少发兵募,且遣备边,明烽堠,勿令侵抄,使国用丰足,人心叶同,宽之数年,可一举而灭。”628仪凤二年(677)五月,上将发兵讨新罗,张文瓘带病入宫谏曰:“‘今吐蕃为寇,方发兵西讨,新罗虽不顺,未尝犯边,若又东征,臣恐公私不胜其弊。’上乃止。”1360神功元年(697),狄仁杰上书说:“……当敕边兵,谨守备,远斥候,聚资粮,待其自致,然后击之,以逸待劳,则战士力倍,以主御客,则我得其便,坚壁清野,则寇无所得,自然二贼深入,则有颠踬之虑,浅入必无寇获之益。如此数年,可使二虏不击服矣。”3850中宗即位后,“命内外官各进破突厥策”,卢俌上疏曰:要慎择边州刺史而任之,“蒐乘训兵屯田积粟,谨设烽燧,精饰戈矛,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621 在变唐太宗军事进攻战略为军事防御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唐政府进行了如下军事防御战略部署:在西部,长寿元年(692),唐政府在安西四镇部署了一支军队,控制经塔里木通往中亚的商路,防御吐蕃、突厥的突袭和阿拉伯人的入侵。在北部,唐政府在天山北侧经伊犁河谷通往中亚的路线上驻扎军队,防御突骑施、黠戛斯和东北突厥的侵犯。在沿关中和河东两道的北部边境,唐政府沿黄河北道建立了由常备军和永久性堡垒构成的防御体系,以应付东突厥默啜的掠夺。唐玄宗即位后,继续在易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