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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叙事文本的形式性特征 20世纪60年代中期，叙事理论开始于法国，并引起中国科学家的关注和关注。现在，他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叙事理论并将其发表在批评实践中，其中系统、完善、勤勉的人是赵继恒先生的杰作。然而本文的意图并不在于表达对赵毅衡先生的赞颂与景仰。我只想以一个后学者的求知心情,谈谈我在学习这本论著时发现的一些问题以及我的一点粗浅认识。如果这能对叙事学的研究添得一砖一瓦,我将感到由衷的喜悦。 一、在此书第一章第一节中,赵先生谈到艺术性语言叙述与文字叙述的“根本”区别在于传达工具由口头到文字的转变,而这直接导致了叙述文本的产生。“叙述文本不是读者接触到的印刷成书的物质产品,它是叙述艺术作品的文字本身,只是暂时寄身于写下或印出的文字之中。”(P.3)这段论述初看条理分明,然而细细琢磨,却不禁令人疑窦顿生。若此“文字”不同于彼“文字”,那么它们有何区别?依赵先生的思路推测,“文字本身”应是就本体论意义而言,经过一系列发展过程而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形上抽象的普遍总括性概念,它是整个人类精神文化财富的一种传播媒介,不分国界语种。而“写下或印出的文字”则是其具象化表现。然而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既然所有叙述文本都是同一种具抽象本质的“文字”,那么人们如何感知到这无影无踪的“神物”?世界上又何来千差万别的不同文本?赵先生进一步将叙述文本与口头叙述作比,认为后者与其物质载体不可分。言下之意,叙述文本则恰恰相反。可赵先生马上补充,“当然,不能说叙述文本完全与其物质形式无关,字行的印刷方式进入叙述是常见的事”。(P.3)但接下来又说,“显然,这只是例外的情况,是‘类文本’特征,不是常规性的叙述手段。”(P.3)这段论述实在令人费解,一时肯定一时否定,一会儿“常见”,一会儿又“只”是“例外”不属“常规”,不知其中逻辑关系何在。此外,这段论证本身也存在问题。首先,赵先生偷换了“物质形式”和“叙述手段”这两个概念,以此来说明叙述文本与物质形式无关。然而这恰恰提醒我们,二者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其次,混淆了“物质载体”与“物质形式”。前者指一种媒介、工具,是外在于本体的它者,而后者指一种表现状态或方式,是本体的一种变体。口头叙述和文字叙述都与物质有关,只是传达工具(物质载体)的不同造成了叙述的不同物质表现方式。再次,赵先生从开始提出的一对相应概念(口头叙述和叙述文本)本身即暗含了后来论述的不公与不当。前者是一种动作行为,而后者则成为一种物化实体,在它们之间比较不可合适,也无意义。我对叙述文本的理解是,它是物质中非实体(超乎具体物质形态之上)的一类,如空气阳光。它确实存在着,然而我们无法感觉到它,触摸到它,只能借助其物质表现形式间接地体会到。 二、在这段论述中,赵先生以《子夜》为例,认为不同版本只要“语意”不变,从“叙述学”上说,就属于同一文本。我同意不同版本的《子夜》是同一文本,但原因不在于其语意是否未改。“叙述学”之所以在各理论流派中独树一帜,就在于它明确提出研究的对象是叙述的形式而绝非内容意义,实际上这恰恰是叙述学后来被评为偏执狭隘,为人攻击的根本原因。因此,寻找衡量的标尺应从叙述本身入手。我认为,判定文本是否同一的根本标准是叙述方式是否相同。《子夜》一例只能说明版本不同(游离于故事和叙述之外的东西发生了改变),叙述的故事相同。故事不同文本当然不同。至于语意,就更没有关系了。事实上,赵先生没有注意到在这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没有改变,那就是叙述故事的方式。他在第一章第四节中也说:“同一个故事可以用不同形式写出来:灰姑娘故事可以写成小说、叙事诗、电影、戏剧、舞剧等等。即使在同一个文类中,也可以有不同的写法。哪怕大部分作品实际上并没有‘改编本’,每部作品都有这个潜在可能性。”(P.16)且以《玉梨魂》从第三人称小说改为第一人称日记体《雪鸿泪史》依然轰动一时为证。由此推出结论:“任何作品都可以假定为同一故事的无数叙述表现之一。”(P.16)这个“作品”,可以理解为文本。这样,在共享一个故事的前提下,任何一个文本都仅仅是一个相同故事的不同叙述表现之一。可见,即使故事相同也会产生不同文本。亘古永存的一个故事存在无数种叙述方式,可以采用不同的叙述层次、不同的叙述顺序、不同的叙述方位……只要叙述形式发生变化,就可以认为文本发生了改变。由此,我们应该肯定,叙述方式的同异是检验叙述文本是否相同的惟一、根本的标准。 三、在第一章第二节叙述行为诸要素中,赵先生将叙述行为归结为下图: 第一节中,赵先生告诉我们,“文学叙述中的叙述者无法发送信息,发送信息的是作者,叙述者只是叙述信息发送的一个中间环节。发送叙述信息,是叙述行为的出发点。”(P.5)这与上图传达的意思是一致的。然而在此之前,赵先生论述叙述者与作者的区别时说:“叙述者决不是作者,作者在写作时假定自己是在抄录叙述者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