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主义视角下高职中外合作办学文化语境研究.docx

新制度主义视角下高职中外合作办学文化语境研究 职业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格局。2019年4月，教育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教职成〔2019〕5号），将提升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水平作为重要任务。2020年9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教职成〔2020〕7号）明确要求“实施职业教育服务国际产能合作行动，提高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1〕30号）提出从“提升中外合作办学水平”“拓展中外合作交流平台”“推动职业教育走出去”等方面出发，打造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品牌。通过多年的探索，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已经从“单向引进借鉴”走向“双向共建共享”，中外合作办学成为我国高职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形态，成为引领新一轮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引擎之一。但是，从文化角度来看，中外合作办学在为中外文化交流和发展提供机遇的同时，其间的冲突与障碍也不可避免，成为中外合作办学可持续发展不得不直面的困境。 一、文化语境隔障：高职中外合作办学的挑战 依据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公布的由地方审批报教育部备案的机构及项目名单（数据更新至2022年1月）可知，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共批准高等专科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数981个。其中，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批准数37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批准数944个。中国高职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主要外方合作伙伴集中在北美地区、大洋洲地区及欧洲地区等，以上地区所占比例高达80%以上，且以澳大利亚（22%）、加拿大（16%）、美国（13%）和英国（12%）等发达国家为主。这些国家较为先进和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及其“实用”的职教模式对本国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得到社会普遍认可，成为各国纷纷学习和效仿的原型。然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学习先进职业教育模式的调查发现，各国的学习借鉴效果并没有达到理想预期，即便是追求所谓“原汁原味”的复制，也是收效甚微。究其原因，职业教育的某些元素在他国确实可以成功复制并得到有效实施，但是教育的文化语境却是无法复制和移植的。 教育作为抽象概念在本质上就是指一种文化现象，每种教育制度都源于它得以存在的文化环境。文化语境实则是一个群体的思维、认知和行动模式。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思维和行为方式对其教育理论与实践有着巨大影响。从文化语境视角分析，职业教育在各国各地区并不存在通用模式。职业教育效能的实现必须考虑到在地文化语境中实施时的文化适应性和创造性[1]。因此，正确的学习借鉴之路须根据所在国的具体实际对所学内容作出本土化的必要调整。文化语境并不是抽象的理论假设，而是社会现实。其所包罗的政治与社会经济制度、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等才是“橘生南国”的根本影响因素。尽管有研究人员提出了“德国模型功能等价物”等教育模式迁移操作策略。然而，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文化语境差异是阻碍教育模式迁移成效的第一位影响因素[2]。吸收和借鉴先进教育理念，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才能实现中外合作办学的可持续发展。引进和吸收的过程和结果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与预设目标的不一致性，主要原因就在于文化语境的差异。异国教育理念和教育资源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本土文化语境决定着中外合作办学的教育成效。从一种文化语境中迁移到另一种文化语境中，教育理念和实践必然会受到无形的抵制，或者是有选择地部分借鉴、翻译或转化。截至目前，只有少量研究经验性地调查了职业教育跨国转移模式所存在的文化语境差异性挑战[3]。因此，需要准确理解文化语境以及职业教育和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 二、文化语境与职业教育 根据新制度主义理论，教育是由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共同构成的。规制性为教育实践行为奠定了规则和法律基础。规范性则是通过社会价值观来引领教育实践行为。文化认知性是从文化的范畴理解教育现实，形成隐性和抽象的大众对教育现实的稳定感知方式，并逐渐发展为社会默认的教育思维、行为习惯和规约[4]。因此，规制、规范和文化认知性要素共同构成了教育的文化语境。从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看教育的文化语境，教育理论与实践都可以被理解为有关教育的规制、规范和文化认知性要素的集合，定义了教育的理想和目标，并指明了实现目标的最佳路径和方式。因此，卡明斯（Cummings W.K.）认为把学生培养成社会所期待的理想人才，始终是教育的核心要义。而“理想人才”这一概念既是历时又是共时的，取决于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和经济需求及价值观，也就是教育的文化语境。基于新制度主义文化语境理论，“教育谁？教什么？怎么教？”都是围绕现时的文化语境而展开的。一旦文化语境发生了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