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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赋到集部从集部目录的流变看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以《汉志》《隋志》《总目》为例

《汉书艺术文化志》（以下简称《汉志》）、《隋朝佛经志》（以下简称《隋志》）和《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索引》）是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上的三个里程碑。比较三者集部的不同,不仅可窥见我国目录学的发展演变情况,而且为认识古代文学观念演变提供一个独特视角。从诗赋略到集部的嬗变,既是文学观念逐步明晰的过程,也是目录学对文学的客观认识的演进过程。从屈原赋之属到楚辞类,从楚辞与赋的揖别;楚辞的文学特征逐步受到关注;楚辞在目录学上的反映三方面可见楚辞逐步迈向经典。别集的立类及书目传承,展示作家主体地位逐步凸显。考察《总目》别集类,从不同时代文人文集的文体排序;女性作品的收录;浓重的忠君思想三方面可见文学正统观念的加强。

一、别集类和归集类

《汉志》未设集部,诗赋略中书目的采集与后世集部的书目有极大相似处。《汉志》诗赋略分5小类: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荀卿赋之属、杂赋、歌诗,凡106家1318篇。各类只计家数、篇数,不写小序,因而无从了解作者分类之依据。诗赋略中最后一类是歌诗,4小类都是赋,但《汉志》中的赋并不单纯,包含颂、骚等多种文体,既展现作为主导文学的汉赋繁荣兴盛的事实,也反映出汉人对文体把握的模糊性。“诗赋略”的出现,反映了文学创作的发展,文学作品须与学术著作区分开来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其立类是文学地位提高的明证。

《隋志》集部分楚辞、别集、总集三类,凡集554部6622卷,各类后皆有小序。集部的正式立类有深刻的学术背景,南朝宋王俭别撰《七志》,改诗赋略为文翰志,纪诗赋。梁时阮孝绪著《七录》,改诗赋略为文集录,并设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杂文部四子目。“文集录”的出现是中国古代文学目录发展史重要的一笔,它的产生与文学发展有着密切联系。自建安至永明,文学逐渐展现出异于经、史、子的种种特征。在文学创作方面,诗、赋等繁荣发展;在理论方面,刘勰、钟嵘等皆从史的方面对文学创作进行回顾,对文的发展进行思考,为文集录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隋志》在《七录》基础上去除杂文部,保留楚辞、别集、总集三类,最终确立集部。《总目》的集部分为5类,即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词曲类,别集类卷数最重。

相较于《汉志》,《隋志》扩大集部的范围,不仅收录赋、歌诗,而且涵盖各种文体,并专列别集和总集,“集”的名称出现在东汉后,别集的出现因文人数量的增加及印刷术的发展不得不别为一类,总集则一般上溯到挚虞的《文章流别》。《隋志》小序云:“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翦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P1089)它们皆按时间顺序排列作品、交待亡佚情况,不仅使大量作家作品得以保存,而且其排列本身凸显了文学史发展的流程。

相较于《隋志》,《总目》增加了诗文评、词曲类2种,诗文评起源颇早,但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始于曹丕《典论·论文》。南北朝时期,出现《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巨著。在《隋志》中,《文心雕龙》《诗品》《文章缘起》等皆归于集部总集类,并未另立小类。《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继承《隋志》分类法,分为经、史、子、集,其中集部仍分为楚辞、别集、总集。但《崇文总目》及私家目录《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文献通考·经籍考》已设文史类,至《宋史·艺文志》集部分类亦沿革设文史类,含诗文评与史评,但此时诗文评仍未彻底独立,直至《总目》的集部,诗文评才正式立类。然《总目》诗文评类仍比较狭隘,若想全面了解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还需广涉总集、别集等。如《古文关键》《文章轨范》等重要评点之作即在总集类。《总目》诗文评多论诗之作,诗话作品尤受青睐,其中宋代诗话占绝对优势,反映出宋代诗话的兴盛。词曲类则是《总目》的发明,但在《遂初堂书目》已始设乐曲类,收集词、曲之作。《直斋书目解题》则设歌词类,收录乐府、词、曲,《文献通考·经籍考》亦设歌词类。《总目》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设词曲类。词大约产生于中唐,来源于民间,经五代至宋,大放华彩。然在目录学史上,词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被淹没在总集、别集里。如《宋志》中《易安词》入别集,《明志》中毛晋《宋六十家词》入总集即为明证。曲即乐曲,其发展源远流长,但同样受到官修目录的冷落,直至《总目》集部下设词曲类,词曲作品才有了归宿。《总目》的词曲类分为五小类,分别是词集之属、词选之属、词话之属、词谱之属、南北曲之属。《总目》小序:“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