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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惨世界》与《基督山爵》之比较

大仲马的《基督山伯》充满了浪漫的传说。这些思想巧妙而密集，故事起伏而有趣。它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独一无二的。雨果的《悲惨世界》是一部宏伟的社会史诗,它以磅礴的气势,全面展示了从1815年拿破仑失败到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这一历史时期法国的社会风貌。这两部作品有较强的可比性。首先,二者的时代背景创作年代相似。其次,二者的故事框架也是相似的,特别是主人公前半生的经历,可以归纳为“蒙冤——沉沦——救赎”的模式,看作是圣经文学U型原型的再现。最后,两位主人公人生道路的殊途同归,体现出19世纪基督教文化与资产阶级理想的融合。

一、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

(一)《悲痛世界》创作背景

《基督山伯爵》所反映的是法国历史上一个动荡多变的时期:拿破仑的“百日王朝”和滑铁卢战役、波旁王朝的第三次复辟和垮台、七月革命的发生和七月王朝的建立,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悲惨世界》是雨果在流亡期间创作的优秀长篇小说。作品可以追溯到1796年,往下涉及1932年的巴黎街垒战。小说人物活动的背景相当广阔,包括拿破仑当政、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三个时代。可见,这两部著作所反映的时代背景相似。

(二)结构:故事结构的视角

原型批评理论代表人物诺思罗普·弗莱认为西方一切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都能从西方文明的两大基石——希腊神话和圣经中找到渊源。他提出了U型结构。这种U型结构指的是故事的叙述形式和故事框架。在这种结构中,故事的开始和结束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分别代表堕落之前和获救之后的状态,中间由下降到上升的弧线则代表从堕落到获救的过程:一系列的不幸和误会使情节发展到危难的低点,此后,情节逆转,主人公获得救赎。

从小说的情节结构来审视,不难看出圣经对《基督山伯爵》和《悲惨世界》这两部作品的潜在影响。唐泰斯和冉·阿让的经历可以说是U型结构这一叙事结构的再现,两位主人公的经历可以归纳成“蒙冤——沉沦——救赎”的模式。

1.苦役之心,为王谐社会

唐泰斯和冉·阿让都因为司法机关的腐败而受到了不公正的审判。因小人诬陷、法官枉法,唐泰斯在即将和心爱的姑娘订婚的时候被带离了喜宴,身陷囹圄。冉·阿让由于偷了一个面包被判服了19年苦役,离开了困苦却能带来归属感的家。他们坠落的心路历程就此开始。这都说明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正。从整体来看,《悲惨世界》多视角地反映了社会面貌,气势磅礴、结构宏伟。《基督山伯爵》则由邓蒂斯个人的恩仇荣辱折射了贵族集团的腐朽落没。

2.唐泰斯的大作用

唐泰斯和冉·阿让都不是生性恶劣的人,他们之所以陷入堕落的泥沼,是经历了痛苦的过程的。

唐泰斯在“度过了被遗忘在监狱里的犯人经历的所有痛苦阶段”(141)之后,1转向上帝。但是,在做了最最诚恳的祷告后,他仍旧是个囚徒。他绝望了,开始亵渎、咒骂神明。在获知自己被人陷害之后,他“大喊一声,像喝醉酒似的晃动了几下子”(180)。于是,唐泰斯坚决地向仇人报复,绝不留情。他杀死了陷害自己的同谋卡德鲁斯,害死了与自己有“夺妻之恨”的莫尔塞夫,逼疯了冤枉自己的法官维尔福。这里,唐泰斯把复仇当作是替天行道,在仇恨的泥沼里越陷越深,人性受到压抑。

冉·阿让“初进监牢时还是个好人”,“他心里生来就燃着性灵的光”(91)。2在牢里他扪心自问、反躬自省。然而,自省的结果并没有使他得到救赎,而是适得其反——“他开始审判社会,并且判了它的罪”(93)。更甚的是,“他在审判了造成他的不幸的社会以后,接着又审判了创造了社会的上帝”(93)。在判了上帝的罪之后他觉得“自己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了”(94)。此后,他所有思想的出发点就是对人类和法律的仇恨,表现为一种持续不断的凶残,准备危害所有的人。在仇恨思想的支配下,他偷走了主教家两套银餐具。在意外得到主教原谅之后,他一时无法接受,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受了感动还是受了侮辱,心中不时产生些悔改之意。但20年的痛苦将他回心转意的念头搅碎了。所以,他凶狠地抢占了小瑞尔威的银币。此时的冉·阿让仍在泥沼中挣扎。

3.采用救赎的方式救赎自己的灵魂

这两部作品把视角更多地对准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呈现了灵魂沉沦之后获得救赎的心路历程。

虽然不是表里如一的助人济世,唐泰斯的内心仍然是善良的。从他对梅尔塞苔丝的矢志不渝的怜爱,对恩人莫雷尔先生一家自始至终的感激关怀中,可以看出他坚强意志打造的“复仇魔鬼”外表下,仍然是一颗仁爱柔软的心。最终,基督山伯爵在看到自己的复仇对无辜的人造成伤害的时候,“对于他是否有权做他所做过的这一切,他第一次感到了疑惑”(1309)。他再也不能自称为“上帝的使者”,而是宽恕了仇人之一——唐格拉斯,并且尽力帮助恩人莫雷尔之子和仇人维尔福之女终成眷属。他教育后辈“人类的智慧是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的:等待和希望”(1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