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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铁骊与《智取威虎山》的创作

2015年6月19日，著名导演谢铁骊在北京逝世。谢铁骊是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人物，是第三代电影导演的代表之一，其导演的《暴风骤雨》《早春二月》《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海霞》等作品在中国电影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梳理谢铁骊的艺术创作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初至“文革”前是谢铁骊创作生涯的高峰，《暴风骤雨》《早春二月》就创作于这一阶段，这几部作品也是“文革”前中国电影的代表作品。

“文革”期间，谢铁骊受命拍摄“革命京剧”。“革命京剧”全称“革命现代京剧”，是一种吸收和借鉴了传统京剧的表现形式但又有别于传统京剧的京剧剧种。“革命现代京剧”的内容不再是历史故事，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故事，所以在服装、道具、配乐等方面，均体现出全新的特点。1964年，全国各地排演的30多部“革命现代京剧”在北京的会演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文革”期间，出现了“八亿人民同看八台样板戏”的“盛况”。

现在看来，“样板戏”这种在特殊历史环境下进行的电影创作从艺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是一种倒退。几十年过去了，如果我们回头重新审视当时的中国电影人和他们的电影创作活动，除了对历史人物的纪念意义之外，或许也可以从这些尘封的历史中获得一些启发。

领受拍摄任务

1968年9月，43岁的电影导演谢铁骊已经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牛棚”里待了两年，他于1963年导演的《早春二月》在“文革”开始后被打成了“特大毒草”，他自己也因此成了“黑线尖子”，被造反派监禁，并接受频繁的政治批判。

就在谢铁骊备受煎熬而心灰意冷之时，9月17日，看守谢铁骊的红卫兵接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释放谢铁骊。谢铁骊就这样突然自由了，他回家后，被告知第二天去人民大会堂接受中央领导的接见。

9月18日，谢铁骊参加了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的接见活动，被接见的都是刚刚获得自由的文艺界人士，而接见他们的中央领导，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在接见活动上，江青宣布，中央决定把革命京剧样板戏搬上银幕，第一部要拍摄的样板戏电影就是《智取威虎山》，由谢铁骊导演。

接到任务的谢铁骊终于明白了自己突然被释放的原因。虽然“革命现代京剧”获得的反响巨大，尤其是得到最高领导人的肯定，但这一新兴的艺术样式由于受表演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无法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电影无疑具备比舞台京剧更广泛、更强大的传播效应。因此，因政治运动而几乎陷于停顿的电影业似乎获得了新的创作机会。

1968年9月底，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摄制组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成立，谢铁骊带领摄制组开始了筹拍工作。两个月后，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样板戏剧团在团长于会泳的带领下抵达北京，等待电影开拍。

与故事片剧组不同的是，样板戏电影的拍摄由两套相对独立的人马组成，一组是摄制组，也就是导演、摄影、灯光、美工等非出镜人员；另一组是样板戏剧团，他们负责表演。在管理上，剧团和摄制组相互独立，各有各的管理人员，二者是合作关系。此外，由于摄制组的工作人员大多是被释放出来的“黑线分子”，在政治地位上比剧团工作人员要卑微得多，待遇上摄制组与剧团也无法同日而语。譬如饮食，剧团享受的是全国文艺行业里的最高标准，巧克力、奶粉等一些当时的奇缺食物对剧团演员来说并不稀奇；而摄制组工作人员的用餐地是北影厂的大食堂，主要的菜肴是白菜或者萝卜。

就在谢铁骊准备开始拍摄时，主管全国文化事业的江青下了一道指令，要求摄制组暂时停下手头的准备工作，进行“业务观摩”。“业务观摩”主要是让摄制组观看一些新的外国影片，通过对影片的讨论来提高摄制组的业务水平。在进行长达半年的“业务观摩”之后，江青终于命令谢铁骊准备开机了。但是，红卫兵、工宣队、军宣队等各种造反组织各据一方，相互争斗，此时的北影厂，已经无法进行任何拍摄工作，摄制组陷入困境。

谢铁骊将情况报告给江青，江青迅速向毛泽东求助。在毛泽东的安排下，1969年5月，中共中央警卫团进驻北影厂，对北影厂施行军事管制，原有的各大造反组织被强行解散。《智取威虎山》终于获得了安静的拍摄空间，得以开机。

宣布开拍后的第一件事，是给电影分镜头。分镜头本应是导演的职责，但是，在“文革”中，电影界约定俗成的“导演中心制”已经不复存在，影片的分镜头剧本也不再完全由导演负责，而是由全体工作人员一同负责。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否懂电影，每个人都有权对分镜头方案提出自己的意见。结果是，在无休止的讨论中，影片的分镜头剧本历时半年才最终完成。

为体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精神，完成分镜头剧本后，根据要求，剧本还必须通过制片厂里的普通师傅的考核，这种考核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作“工人师傅把门”。“把门”的程序大致如此：制片厂的电工、水暖工以及工宣队成员等工人师傅坐在一起，导演在一旁将分镜头剧本连比带划从头到尾进行详细讲解，直到工人师傅们点头认可，才算通过。

曲折的拍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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