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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改编的文化策略

摘要：《智取威虎山》作为一种文化文本，从小说到电影历经数次多形态的艺术改编。作为超级互文本的《智取威虎山》，每次改编均呈现出了不同的逻辑构建和谐社会语境。2015年徐克版《智取威虎山》是一个具有杂糅特色和娱乐效果的“红色经典”文本。这一具有革命传奇化色彩的电影文本蕴含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因素，其中的政治历史文本书写和言语方式对“红色经典”改编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红色经典”叙事策略“症候式阅读”

一、《智取威虎山》的叙事策略

《智取威虎山》在历史上历经数次艺术形态的变更，主要线索如下：1952年作家曲波根据自身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其作为“三红一创”革命文学经典篇目，为后世改编提供了蓝本；1958年作为八大京剧样板戏之一的《智取威虎山》风靡一时；1960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林海雪原》；1970年上映戏曲电影《智取威虎山》。此外，还有电视剧版《林海雪原》以及交响乐和话剧版本的《智取威虎山》等。

如果将上述改编版本以不同符码按照时代话语逻辑及社会语境进行编码，那么重新编码后的社会语境及表达的主导力量便打上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政治倾向，这不仅是红色经典顺应主流意识形态的改编策略，也是文化逻辑和历史社会语境在历时性上的绵延和断裂。

徐克版《智取威虎山》以《林海雪原》为原型，改编基本遵循了故事情节，特别将“智取威虎山”这一经典片段作为叙事的核心。影片讲述了共产党小分队与东北林匪持久又激烈的较量，可谓斗智斗勇、精彩纷呈，影片中将枪林弹雨、刀光剑影、军民情深、侠骨豪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既是一部革命传奇亦是一部英雄史诗。

《智取威虎山》的改编离不开其成功的叙事策略。影片淡化了史实意义上的时代背景，只将其作为一种背景符号，在影片中起到了框架式作用，而影片的主要叙述方式为革命浪漫主义言说，为观众营造了一个与世隔绝、想象化的浪漫传奇世界——军匪争斗、枪战火拼、间谍卧底、“蛇蝎美人”……使影片的情节进展充满了刺激和悬念，美学观感效果强烈，打破了受众客体与鉴赏主体间的鸿沟，很好地诠释了“一种新的理解能力和一种新的文化在群众中的发展”。特别在影片的开篇及结尾部分，韩庚作为现代人抽离出历史情境的回忆与勾连，表明了影片以当下视角和语境对经典传奇的重构和再现。这种对红色经典改编的手法更好地契合了福柯所谓的“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

二、“红色经典”的症候式阅读

作为十七年文学时期的词汇，“红色经典”主要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一批极具意识形态特征的文学作品，其中尤以《保卫延安》《山乡巨变》《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日》《红旗谱》《红岩》《创业史》为代表篇目，简称为“青山保林、三红一创”。本文所指的“红色经典”主要集中于这一时期。

作为十七年文学“三红一创”的经典，《林海雪原》自身便带有“红色”的意义所指，而电影《智取威虎山》則是一部由“红色基因”“政治隐喻”“文化导向”三方合力形成的“红色经典”电影类型范本，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色彩。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表象。在这种表象中，个体与其实际生存状况的关系是一种想象关系。”[1]电影版《智取威虎山》迎合了当代社会受众的文化需求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淡化了样板戏时期的政治规训和话语引导，主要通过移植、重塑等手段，构建出武侠化的正邪对立、兵匪相峙，将经典文本中所呈现出的政治色彩置换为电影文本中的伦理化、道德化。影片以兵匪冲突为主线，孤军深入敌营的杨子荣是肝胆侠义的代表，其身处匪窝亦正亦邪、亦善亦恶，颠覆了“高大全”式人物的传统认知，使正义、道德“陌生化”“边缘化”“模糊化”；栓子与母亲的重逢则将“传统英雄史”变为“个人家庭史”，家庭伦理层面不断得到强化。显而易见，与传统改编版本相比，电影版《智取威虎山》颠覆了样板戏等对意识形态不加掩饰的颂扬，而是以一种更具观赏性、更易被受众接受的方式将意识形态特征隐藏于电影手段表达的审美特征中，这便使用了症候性阅读的分析方式，“症候性阅读文本不是为了它的本质或它的深度，而是寻找它的断裂点，它的过失，它的沉默，它的‘结构空白和‘建构性空缺，以打破资产阶级的幻觉”[2]《智取威虎山》改编过程中的“症候式阅读”巧妙规避了诸多政治关卡，将重心集中于娱乐性、商业性上，实现了“红色经典”改编口碑与票房的双赢。

三、主旋律与商业价值缝合

《智取威虎山》的改编运用了多元化的现代手段，将受众熟悉的红色版本呈之于大银幕，“唤醒”和“召唤”了包括青少年学生在内的更多受众群体。作为优秀的主旋律电影之一，《智取威虎山》集娱乐化、商业性于一体，成功地缝合了主旋律与商业价值，将“任何娱乐都是建立在文化和价值观之上”的理念体现得淋漓尽致。主观上文化、资本与技术的角逐与融合成就了“红色经典”新的生机与活力，客观上推动了红色文学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