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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的佛教政策与文化经略

隋文帝开皇年间，晋王杨广曾积极推进弘佛政策，以此作为文化策略迎合父母的信仰，从而谋求储贰之位，其崇佛目的并不单纯(1)参见王璐《晋王杨广佛教经营中的政治经纬——以其僚属群体为着眼点》，载于《佛学研究》2021年第1期。。开皇二十年(600)，杨广顺利登上太子之位，成为隋帝国的合法继承人。隋文帝在统治的最后几年间，向天下各州111座寺院广颁舍利塔，塑造自己佛教转轮王的形象，以资教化、巩固统治[1]。仁寿四年(604)七月，64岁的隋文帝杨坚去世。杨广随之位登大宝，并于次年改元大业，这也宣告着炀帝时代的正式到来。杨广在即位后参与佛教活动的积极性有所下降，甚至还施行了部分对佛教的限制政策。大业五年(609)，杨广下令裁汰僧尼，全国上下甚至出现了“因僧废寺”的现象[2]1156。前辈学者在论及此事时指出，杨广此举是对文帝一味佞佛、滥度僧尼政策的修正，表现了杨广“崇信佛教，但不佞佛”的特点[3]。以往学界在论及炀帝即位后诸政绩时，多注目于其营建东都、修筑运河等事迹，然而分析杨广登基后的佛教政策可以看出，作为其政治策略的一个展开方面，杨广的佛教经营也反映了其施政理念与政策走向。

一、东都慧日、法云二道场的营建及其意义

大业初年，杨广下令，命全国郡县改佛寺之称为道场，改道观为玄坛[4]736。其实，在坐镇江都时期，杨广就已在自己的辖地推行此策：昔居晋府，盛集英髦。慧日、法云道场兴号；玉清、金洞玄坛著名。四海搜扬，总归晋邸，四事供给，三业依凭，礼以家僧，不属州省。迄于终历，征访莫穷(2)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2《隋两帝重佛宗法俱受归戒事》，《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新文丰出版公司，第379页。。在当时的江都，杨广设置有慧日、法云两所佛寺，以及玉清、金洞两所道观，并分别以“道场”“玄坛”为称。另外，《续高僧传》卷11《吉藏传》中还有“炀帝晋藩置四道场，国司供给”的记载[2]392。从中可见，慧日、法云、玉清、金洞合称“四道场”。隋亡前，江都四道场皆是香火鼎盛，且四道场在管理划分上并不隶属于州省，至于资费开销，则是由“国司”供给。尤其在佛教方面，慧日、法云二道场之僧侣，被视为晋府家僧。

杨广即位后发出了营建东都的诏令，决意以洛阳为新都。大业元年(605)三月，他再次下诏，命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两位宰相和曾经负责营建隋大兴都城的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都。次年，即大业二年(606)四月，杨广举办了盛大的入城仪式以宣告新都建成[4]65。在新都洛阳，杨广也设置了慧日道场，作为东都的佛教弘法中心：于时大业初岁，隋运会昌。义学高于风云，搢绅峙于山岳。皆拥经讲肆，问道知归。踵武相趋，遐迩鳞萃。……自尔四海标领，盛结慧日道场[2]486。另据《大业杂记》：入景运门内，道左有内史内省、秘书内省……道右，命妇朝堂、惠日法云二道场、通真玉清二玄坛、接西马坊[5]。可以看出，东都洛阳内仍置有惠日(即慧日之通写)(3)在《续高僧传》卷9，载有多位隶属于“隋东都内慧日道场”的名僧传记，可见《大业杂记》之中的“惠日道场”即为“慧日”之通写，实则为同寺。、法云二佛教道场，与通真、玉清二道教玄坛。其中，佛教慧日、法云二道场保留了杨广在江都时期设置佛寺之名，可以看做是杨广对江都时期二道场的复刻，而东都道教玄坛之名则与江都时期有所出入，难以将其等同视之。

值得注意的是，慧日、法云二道场均位于大兴的皇城景运门之内，在宫禁之中与内史内省、秘书内省呈左右平列。在《续高僧传》之中，多将东都慧日道场记作“东都内慧日道场”，由此可见东都四道场的“内道场”性质(4)据日本学者高雄义坚考证，早在汉桓帝时期，就有朝臣上奏，建议在宫中建黄老浮图之祠。西晋太康元年(381)，晋武帝曾经也在宫内立有精舍，但保有时间很短。因而隋东都内道场便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内道场，在唐宋时期亦有所继承。参见高雄义坚《支那内道場考》，收入《龍谷大学史学会会報·龍谷史壇》1932年(总)第18辑。。高雄义坚曾对内道场进行了详细考证，他指出，内道场即是设置于宫廷之内以便佛事修业之用的精舍，且其内道场之名即源自于隋炀帝时代[6]。

其实在江都时期，从杨广所设立的四道场直接划归晋王府管辖供养就可以看出，那时的慧日、法云二道场即有些许佛教内道场性质。《续高僧传》卷17《释慧越传》中载，慧越法师在开皇年间被杨广召入江都慧日道场，该传记中，以“晋府慧日道场”“慧日内道场”两名称之[2]641。直至杨广登基后营建东都再设慧日法云内道场，充分反映出杨广对自己在开皇年间江都任上大力推行的弘法事业之高度肯定，因而愿意将其继续延伸至统治时期，一以贯之。此外，此举还反映了宗教与王权政治关系的进一步公开化、密切化，这也意味着大业年间及其后佛教与政治联系愈发密切的发展趋势。

东都慧日、法云二道场是杨广江都时期佛教政策之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