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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神记》与《搜神后记》

中国古小说兴起于魏而大盛于晋；晋人志怪小说中最著名的有两部：干宝的《搜神记》与陶渊明的《搜神后记》。书名中的“神”乃是非理性存在的一个代表，二书中固然有神，而更多的是仙、鬼和精怪。这四类非人分子在中国人头脑里一向颇为活跃，至今尚远未绝迹。

一

干宝（字令升，？～336）是晋代最重要的小说家，而他的主要身份却是史学家，著有西晋五十三年的编年史《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甚为当时所称”。又有经、史、子等方面的著作二十余种，均大抵散佚；干宝本来并不信鬼神，后来遇到几件怪事，一变而为笃信，并花多年时间以史家之笔大写专记鬼神故事的《搜神记》。当时的大名士刘惔开玩笑地称他为“鬼之董狐”——专门为鬼神立传的伟大史家。

《搜神记》原有三十卷，早已亡佚，后来通行的是明朝人辑录的二十卷本。明朝人整理古籍往往比较粗枝大叶，《搜神记》的这份辑录本也不甚精审，鲁迅先生说此书“半真半假”，他曾有重新校勘或辑录之意，现在还可以看到一部分草稿，但后来没有做下去。今有李剑国先生新辑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后出转精，比旧辑本高明多多。

干宝撰写《搜神记》的方针是“撰记古今怪异非常之事，会聚散佚，使自一贯，博访知古者”，所以其中颇有抄自先前诸书中的材料，又搜集口述资料，形成一部集大成式的故事集。但“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所以他也有所選择，有所加工，总起来看态度很认真，是当作历史书来写的，意在“发明神道之不诬”，并非有意为小说。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

中国本来信鬼神的，而鬼神与人乃是隔离的，于是乎就有巫出来。巫到后来分为两派：一为方士，一仍为巫。巫多说鬼，方士多谈炼金及求仙。秦汉以来，其风日盛，到六朝并没有息，所以志怪之书特多……六朝人视一切东西都可成妖怪，这正就是巫底思想，即所谓“万有神教”。此种思想，到了现在依然留存，像常见在树上挂着“有求必应”的匾，便足以证明社会上还将树木当神，正如六朝人一样的迷信。其实这种思想，本来是无论何国，古时候都有的，不过后来渐渐地没有罢了，但中国还很盛。

干宝的思想正是巫的一套，《搜神记》中大量的故事不免比较简单而且近乎老一套，比较无味；但鬼神的故事总是人们有意无意地创造出来的，看似荒诞不经，其中有些总还是曲曲折折地反映了某种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某些优秀之作如果抛开“神道不诬”的旧观念而当作小说来读，还是很有兴味的。

《搜神记》中好玩的篇章不少，例如关于孝子董永的故事：

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父）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遗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谓永曰：“以钱与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勤劳、善良、孝顺、守信，董永表现出全面的高尚品质，足以感动神明——这样的好人自当有好报，所以天帝派织女来给他帮忙、赐福，主动嫁给他，帮他还债，从为奴的处境中解脱出来。这样的故事深刻地符合中国的世道人心。孝敬父母，养老送终，欠债还钱，说话算数，这些都是传统道德中的天经地义，属于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至今没有过时。

先前刘向的《孝子传》中已经讲过这个故事，后来唐代出现了《董永变文》，话本小说中则有《董永遇仙记》，戏剧舞台上亦复搬演不衰，黄梅戏《天仙配》尤为家喻户晓。《搜神记》承上启下，在董永故事的传播演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表现这一主题的还有丁姑的故事：

淮南全椒县有丁新妇者，本丹杨丁氏女，年十六，适全椒谢家。其姑严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笞捶。不可堪，九月七日乃自经死。遂有灵响闻于民间，发言于巫祝曰：“念人家妇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七日，勿用作事。”吴平后，其女幽魂思乡欲归。永平元年九月七日，见形著缥衣，载青盖，从一婢，至牛渚津求渡。有两男子共乘船捕鱼，仍呼求载。两男子笑，共调弄之，言：“听为我妇。当相渡也。”丁妪曰：“谓汝是佳人，而无所知。汝是人，当使汝泥死；是鬼，使汝入水。”便却入草中。须臾，有一老翁乘船载苇，妪从索渡，翁曰：“船上无装，岂可露渡，恐不中载耳。”妪言：“无苦。”翁因出苇半许，安处著船中，径渡之，至南岸。临去，语翁曰：“吾是鬼神，非人也，自能得过。然宜使民间粗相闻知。翁之厚意，出苇相渡，深有惭感，当有以相谢者。若翁速还去，必有所见，亦当有所得也。”翁曰：“愧燥湿不至，何敢蒙谢！”翁还西岸，见两男子覆水中。进前数里，有鱼千数跳跃水边，风吹至岸上。翁遂弃苇载鱼以归。于是丁妪遂还丹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