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温用兵之道.docVIP

刘伯温用兵之道

刘伯温作为明朝第一谋臣，被誉为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关于其军事家之誉，更多的是建立在刘伯温的军事谋略上。即便《百战奇略》是刘伯温的军事著作存疑，也无损于刘伯温军事家的地位。刘伯温的用兵之道既体现于其元明两朝的军事实践，也散见于《郁离子》《拟连珠》及其他的文章中。刘伯温以易道智慧、全息性思维考察了天道、地道、人道，明了善恶并存之人间真相；还考察了自东周以来，天道元气从未恢复过的现象，天病，故作为天之子的人类也病，出现了很大问题，社会处于动荡飘摇时代。在刘伯温看来，人之所以能够与天地并列为三，是因为天道有所不能，而人能之，可以帮助天恢复元气，如尧舜禹周武王周文王之类是也。却自从东周以来，孔子开出了方，但未有圣人出，天之元气未复。［1］所以刘伯温心怀天下，探索与实践救时之政，提出重视教化、化民为善、以政弼教，还必须以杀止杀，内修文德，外严武备，但用兵前提是仁德，是正义之师。王珏先生提出关于军事的认识可归结为四个层次：“第一，天地之道（回归人性）；第二，全胜之道（上兵伐谋）；第三，战胜之道（战胜方法）；第四，诡诈之道（阴谋诈术）。”［2］刘伯温的军事思想属于第一层次。李卫公靖把中国历史上的大才分为三等，一等是知“道”之才，“至微至深，《易》所谓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是也”。二等是知“天地”之才，“能以阴夺阳，以险攻易，孟子所谓天时地利者是也”。第三等是知“将法”之才，“在乎任人利器，《三略》所谓得士者昌，管仲所谓器必坚利者是也”。前二者可视为“王佐之才”：“若张良、范蠡、孙武脱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尔乎？若乐毅、管仲、诸葛亮，战必胜，守必固，此非察天时地利，安能尔乎？”［3］王佐之才的境界有别，而其共性在于发谋定计皆本乎道德仁义。刘伯温无疑在此王佐之列，本有帝师王佐之誉。《百战奇略》的内容侧重于用兵原则与方法，是将才之学，刘伯温先生用兵之道是超越这个层次的，是帅才之学，是站在政治家、军事家角度，从刘伯温军事实践中看出其用兵之道是谋略与战策、战术之用并驾齐驱的。

（一）刘伯温佐明的军事贡献

刘伯温在元朝担任两任都事（浙东元帅府都事和江浙行省都事），从事武职，其军事实践在平定吴成七、自募组织地方武装中卓有成效。但其更具历史意义的军事实践活动主要是为朱元璋消灭群雄、推翻元朝、安定天下出谋划策。其军事贡献主要是三个方面的谋略建策：一是陈“时务十八策”的整体战略蓝图,建“先楚后吴”之策，先灭陈友谅，后定张士诚，然后分兵北向中原，统一宇内,佐成帝业；二是战阵筹谋，出奇制胜。龙湾之战、江州之战、鄱阳湖大战三大战役取胜以及平定东南苗军，既体现其战略思想，也反映其战术应用得心应手。需要指出的是，刘伯温跟随朱元璋在平定陈友谅后，听从安排逐渐着手新王朝建立的诸多事宜，但仍然参与军机，在南征北战统一中原的过程中与朱元璋一道运筹帷幄，发宗指示。“太祖取士诚，北伐中原，遂成帝业，略如基谋。”三是“奏立军卫法”，倡立卫所，巩固大明江山。朱元璋建明伊始，刘基马上“奏立军卫法”［4］，所谓“军卫法”，就是卫所制度，是明初确立的基本军事制度，也是明代前期基本的国防体系,为刚建立的明廷提供了运转机制方面的保障。此卫所制有两大特点：一是军籍世袭，兵农结合。此举在明朝百废待兴、生产衰弱之时，使兵源、粮饷得到了可靠的保证；一是“将不专军，军不私将”。这种统军权与调军权分离和将不专军、军不私将的制度，旨在保证皇帝对全国军队的控制，避免藩王割据，在维护明朝君主中央集权统治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故此，世称刘基是明朝的军师。刘基《赠弈棋相子先序》自称：“吾尝读《孙子十三篇》，而知古人制敌之术。”［5］朱元璋说刘基“资兼文武”，“经邦纲目，用兵后先，卿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5］朱元璋在《御史中丞诰》里说：“慷慨见予，首陈远略，经邦纲目，用兵后先。……凡所建明，悉有成效。”［1］《明史》本传云：“高帝收揽贤豪，一时佐命功臣并轨宣猷。而帷幄奇谋，中原大计，往往属基，故在军有子房之称，剖符发诸葛之喻。”［4］又后人论说云：“汉以降，佐命元勋，多崛起草莽甲兵间，谙文墨者殊鲜。子房之策，不见辞章；玄龄之文，仅辨符檄。未见树开国之勋业而兼传世之文章如公者，公可谓是千古之人豪也。”［6］刘伯温的军事思想对明清两代甚至中国近现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刘伯温用兵之道

1.刘伯温战争观：诛暴止杀、保民卫国

《道德经》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刘伯温继承老子“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的军事思想，认为战争是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下进行的，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制止战争，反对穷兵黩武,反对好战。刘伯温在《拟连珠》中说：“以杀止杀，圣人之不得已。”“以暴易暴，悍夫之无所成。”所有的暴力行为和军事行动，实际是为了制止社会的混乱，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