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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世宁笔下的清宫御犬

郎世宁

（1688年—1766年）

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生于意大利米兰，清康熙年间来中国传教，随即入宫成为宫廷画师，极大地影响了康熙之后的清代宫廷绘画和审美趣味。主要作品有《十骏犬图》《百骏图》《乾隆大阅图》《聚瑞图》等。

郎世宁创作的《十骏犬图》从左至右分别命为：“霜花鹞”“睒星狼”“金翅猃”“苍水虬”“墨玉璃”“茹黄豹”“蓦空鹊”“雪爪卢”“斑锦彪”“苍猊”。

狗年驾到，为了迎合中国市場，各大奢侈品牌纷纷推出生肖限量版，花样繁多中透着怪诞与违和。就像迪奥（Dior）推出的帆布鞋，浓艳的大红色上，金灿的“狗”字熠熠闪光，经典的中国配色，大写的汉字，但在中国人看来总感觉哪里不对。

这一现象，反映了不同文化间由于历史风俗等原因而形成的沟壑，不是一个简单的意象就可以弥合的。在汉语语境中，狗虽然有忠诚、可爱、勤劳的口碑，但同时也位列“六畜”，不大受汉族人，尤其是汉族文化人“待见”。

然而，在依靠游牧、狩猎的民族那里，狗却有很高的地位。这一点在满清王朝的宫廷风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清宫内外，爱犬、养犬之风盛行，留下许多以狗为题材的宫廷绘画作品。其中，郎世宁的“犬图”最为典型，也最具艺术感染力。相比如今外国设计师对“中国风”的深深误解，这位300多年前的意大利“洋画师”，却以一介海西远人，独领一时画院风骚，将中国与欧洲两种绘画传统，熔炼于同一个艺术坩埚，最终锻造出中国绘画史上的独特风貌。

清宫的爱犬、养犬之风

满族崛起于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其前身为擅长游猎的女真族，自古有饲养猎犬的习俗。在满人看来，猎犬忠实可靠、善解人意，是外出狩猎、看家护院的好帮手。

相传，一只由清太祖努尔哈赤亲手饲养的大黄狗，曾在其开国征战遇难之时，救过他的性命。在“神犬救主”神话的渲染下，犬类成为开国功臣，加之“下马必亡”的祖训，使清朝帝王十分重视骑射武功，康熙、乾隆诸帝更是身体力行，每年统领八旗官兵在木兰围场中大举围猎。围场狩猎需要猎犬，紫禁城东华门内长街专设有狗房，作为内廷养狗之所，还制定了详细的喂养方案：成年犬每日喂熟羊肠十两，半升老白米饭。

宫中养狗则兴起于雍正。他十分爱狗，曾亲自设计狗窝、狗笼、狗衣、狗垫。他最喜欢的两条狗，一名“造化”，一名“百福”，他分别给它们设计过麒麟和老虎样式的“套头衫”，还下令制作了许多狗衣，每件都亲自察看，纽扣钉得牢不牢靠，皮托好不好看，稍有不妥，就必须返工。

乾隆爱狗不逊其父，狗房有名犬百余只，多为地方大吏、边疆王公的贺礼与外国使臣的进贡，凡为其所钟爱的，均冠以美名并绘入图画。

不过，狗在中国画中出现，要远远早于清代。在唐代的人物画中，就有了狗的形象。如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描绘贵族妇女于庭院中戏犬赏花的悠然情景。此后，又有南宋李迪的《猎犬图》、明代仇英的《番人牵狗图》等，虽描摹传神，但小狗仍是画中的配角，和传统绘画中的花草鸟石一样，不能算作典型的“犬图”。

一直到清代，宫廷画中的狗才成为真正的主角。这主要得益于郎世宁等西洋画师，他们以西方的素描技巧，用短细的笔触展现猎犬健美的体态，为皇帝的爱犬们留下一幅幅“写真照”。

宫廷洋画师

事实上，当1715年的冬天，27岁的郎世宁在北京第一次觐见康熙时，就向皇帝展示了他的画艺。而他所选取的写生对象，就是一只狗。康熙对他所画的狗十分满意，还问他是否能作肖像、懂不懂得线性透视法。

郎世宁作品《竹荫西狑图》。雍正十分喜爱这幅画，将其赐给了怡亲王允祥。

“我希望皇上会喜欢他。”当日领着郎世宁进宫的传教士马国贤，在《清宫廷十三年回忆》中这样写道。马国贤亦以画艺供奉内廷，于雍正元年（1723年）返回故乡那不勒斯。晚年的他可能料想不到，那个由他领进宫的、来自米兰的年轻人，竟真能得到皇帝赏识，历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中国停留逾50年，并终老于此。

郎世宁来华以前的27年间，随着西洋货物源源不断地涌进，大批传教士们也蜂拥而来，分驻在中国的各个省区。在京的教士，则大都奉职清廷，他们制定历法、测量土地、设计武器，还在和俄罗斯的边界谈判中担任外交官的角色。

改变了这种开放、包容局面的，是封闭、保守的罗马教廷。他们颁布了一项针对中国信徒的禁令，不许祭祀孔子和祖先，甚至不得进入孔庙和家祠行礼。罗马的傲慢触怒了康熙，“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幸运的是，康熙并没有因此而憎恶西方的一切，那些有技艺专长的传教士，仍可获准进京、奉职清廷。于是，传教士们极尽巧思，或展示才能、或设计器物，不断激发皇帝及其臣僚们对西洋文明的兴趣，以换取朝廷放宽对传教活动的限制。

郎世宁就在这么一个微妙的时间抵达中国。从意大利到北京，从画布到纸绢，其间的跨越不可谓不大，郎世宁却似乎不以为苦。他的作品，习于中国画的人，从中见到焦点透视、明暗光影，觉得西洋味十足;见惯欧洲油画的，从中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