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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少数族裔女性成长小说中的性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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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艺臻

摘要：《最蓝的眼睛》与《芒果街上的小屋》均是美国少数族裔女性成长小说的代表作品，透过其中的性别问题与性别意识可以揭示少数族裔在美国的生存与心理状态。本文通过分析比较两部作品中的女性与男性角色，试图放大少数族裔的声音，管窥复杂而多元的美国社会，引发人对性别与种族的思考。

关键词：《最蓝的眼睛》；《芒果街上的小屋》；少数族裔；性别

《最蓝的眼睛》与《芒果街上的小屋》均属于美国少数族裔女性成长小说。透过书中描绘的诸多男性与女性形象可以揭示出少数族裔女性作者对整个族群与社会的态度，进而感受到少数族裔在美国的生存与心理状态，把握其成长过程中的总体性特征。性别意识在这两部小说中不是抽象并孤立存在的，而是联结种族与文化的纽带，是表达作者思想的一个核心媒介。本文首先将分别分析两部书中的女性角色与男性角色，继而对其进行比较与思考。

一、女性角色

《最蓝的眼睛》和《芒果街上的小屋》中所有女性角色都有鲜明的特点。作者均把自己的成长背景铺入文本，呈现了一个真实的生活环境，深刻表达了人物感情。

《最蓝的眼睛》一书中几乎所有的黑人女性都反感自己的肤色、种族和文化，相反，她们推崇的白种人的一切。这种钦慕在主人公佩科拉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佩科拉作为一个典型的受害者饱受欺凌和歧视。她渴望得到一双秀兰·邓波儿那样的蓝眼睛，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喜欢白人女孩那洋娃娃般的面孔。佩科拉总是攒钱买一种叫玛丽琴的糖果，因为“每张淡黄色的包装纸上都印着一幅玛丽琴的小头像……笑眯眯的白色脸蛋，金色的头发微微凌乱，蓝色的眼睛从一个干净舒适的世界向外看着她……吃了糖就好像吃了那两只眼睛，吃了玛丽琴，爱上了玛丽琴，变成玛丽琴”。[1]佩科拉认为拥有一双蓝眼睛会大幅改善她的生活，许多非洲孩子也都有对蓝眼睛神话的执迷与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对白人特征的追求暗示了黑人种族将永远无法走出“优越”的白人所带来的阴影。关于“美”的标准被白人垄断，“黑即是丑”的观念广泛传播，非裔美国人为自己的肤色感到羞愧，且将肤色视为自己被歧视的最根本原因，这种不公正的判断严重影响了佩科拉及所有非裔的自尊。与此同时，他们认为对非裔的歧视将会持续在日常生活中存在，这抑制了他们的愤怒，使他们变得麻木并渐至摧毁。

书中另一个行为极端的女性是杰拉尔丁。她住在美丽的大房子里，属于棕色皮肤的女孩群体。“她们读的是公立大学和师范学校，学习给白人干活时如何做得无可挑剔……总之，要学着摆脱本性。可怕的激情本性，自然本性以及丰富的情感本性”。[2]为了脱离非洲血统，杰拉尔丁不遗余力地给儿子强加种族思想，让他远离“黑人”孩子。同样作为“有色种族”，杰拉尔丁却充满了对黑人女性的鄙视。在她看来，后者像“苍蝇般游荡，苍蝇般落脚”，她甚至管佩科拉叫“恶心的小黑婊子”，[3]她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和黑人划清界限。书中，外界社会甚至非裔女性自身都看不起“黑人”，反映了非裔社群中的深度自卑。

另一部少数族裔女性成长文学《芒果街上的小屋》具有自传特征。女主角埃斯佩朗莎记录了自己在芒果街上的一年，讲述了她在成长期间的困惑和见解。起初，她没有体会到性别的微妙差异，认为男孩和女孩生活在完全分离的世界。但她逐渐了解到女性权利在一个父权制世界中会被否认，便开始形成对家人与对族群中需要帮助的妇女的责任感。埃斯佩朗莎身上融合了传统的西语裔女性形象与叛逆的新女性形象。

埃斯佩朗莎的母亲是墨西哥传统妇女形象的代表。母亲温柔，善解人意，为家庭付出一切。虽然她会说两种语言，会唱歌剧，知道怎么修理电视，年轻时或许有一个大的梦想，但结婚生育让她投身家庭生活，并真心为照顾孩子感到高兴。这个女人最终选择了与其他西语裔传统妇女一样的道路。

马琳和萨莉是本书中叛逆人物的代表。马琳从未放弃摆脱贫困的机会。虽然她所有的希望都依赖于找到一个男人，但她仍与传统女性有很大差别。她想找到一份城里的工作，这样她可能会遇到娶她并让她生活在大房子中的人。她穿着短裙，等待男孩，试图打破常规的生活模式。萨莉虽然同是叛逆人物的代表，但她其实是一个更悲惨的受害者。她父亲认为“美”是一件危险的事，也不允许她跳舞。因此，她几乎没有朋友。萨莉不断试图逃离她的日常生活，当她终于步入婚姻的殿堂，以为会成功摆脱过去的不幸，她的丈夫却又把她锁在了家。萨莉从始至终都是是父权制下的一个受害者。

作者在《芒果街上的小屋》中塑造了不同的墨西哥裔女性角色，通过埃斯佩朗莎的成长故事展现了少数族裔所经历的成长之痛。她的困惑也是西语裔美国人的困惑。她在成长中经历了挫折与失败，实现了追寻少数族裔女性身份的顿悟。但对广大西语裔女性来说，如何摆脱种族差异带来的歧视，实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仍是一条艰辛之路[4]。

二、男性角色

这两本书对男性的着墨都少于女性，只将他们设置为陪衬。但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