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的《琵琶记》研究.doc

高明的《琵琶记》研究

《琵琶记》写的是赵五娘和蔡伯喈的故事。这个故事早在民间流传，南宋时就已成为民间疆场文学和戏文题材。陆游曾在《小舟游近村舍步归》诗中说：“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明代徐渭在《南词叙录》里列举了宋元南戏的传统剧目，其中有《赵贞女蔡二郎》并注明“即旧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说它是“戏文之首”，但这个剧本没有保存下来。我们根据北曲杂剧里所征引的故事，大致知道：赵五娘罗裙包土，替公婆筑坟，是个被歌颂的人物；蔡伯喈则是一个谴责的对象，他不顾父母，遗弃妻子，结果被暴雷震死。

高明的《琵琶记》根据民间戏文改编，在内容上作了很大的变动。最根本的变动是：弃亲背妇的；蔡伯喈对父母“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而不能祭”的“三不孝逆天最大”和再婚牛府的负义行为，用他不肯赴选，父亲不从，他要辞官，皇帝不从，他要辞婚，牛相不从的“三不从”来开脱，把负心归咎于客观的环境。并且在最后以他一夫二妻的大团圆作结。这种改变是由作者的世界观决定的。作者在开场的曲子里就明确提出了“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文学创作主张。他并且提醒观众对《琵琶记》要“这般另作眼儿看”。看什么呢？“只看子孝共妻贤”。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给人们在舞台上树立“孝子贤妇”的榜样。作者这种创作意图的确也在《琵琶记》所描写的许多重要方面体现出来。如同剧中人常常进行封建礼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作者有意为蔡伯喈安排一个“三不从”的情节，想把他打扮成一个孝子，要通过这个任务来宣扬孝行，但是蔡伯喈的实际行为很难辩护，因此只好违背生活的逻辑，强行捏合，最终还是漏洞很多。剧末的大团圆结局，也显然是为了调和矛盾而特意安排的。这些都是作者封建伦理思想在《琵琶记》里的具体反映。

但总的来看，《琵琶记》仍然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它的客观内容和作者的主观意图并不完全一致。这是因为民间传说本身具有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只要作者对待生活的态度基本上还是客观认真的，他就不可能完全违反生活的规律，用自己主观上狭隘的封建伦理的概念来代替它。作者为了真实描写赵五娘悲惨的生活境遇，突出他在黄忠独自养亲的艰难处境，便不能不多方面地反映这种生活。尽管想涂上封建性色彩，把她写成贤孝之妇，仍旧不能掩盖这个人物性格的光辉。正是由于作者思想上还有进步的一面，他对赵五娘所受的苦难怀有深切的同情，才能使他作这种忠实于现实的描写，从而在她身上反映了我国千百万妇女在封建制度下的悲惨遭遇，概括了他们传统的美好品质。蔡伯喈这个任务，作者也没有把他简单化，而是较为细致深刻地描写了他动摇的性格特色和复杂的内在矛盾，从而在客观上暴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和矛盾。对其他次要次要人物的描写，基本上是真实的。菜公、菜婆、张广才这些善良而平凡的人物和专横自私的牛相、为封建礼教所禁锢的牛女比较起来，更容易得到人们的同情。作为背景出现的灾荒年岁中的人民苦难生活，社长和里正的为非作歹，也都真实地反映了元代的社会面貌。

另外，在艺术上，《琵琶记》也有它的一些独特的成就。这些都是《琵琶记》作为一部优秀作品的精华部分。从南戏的发展来看，《琵琶记》更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它是南戏由民间文学过渡到文人创作的转折点。

总之，高明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和他向民间传说汲取养料是分不开的。赵五娘形象的创造，正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和发展的结果。

赵五娘是一个令人同情的普通妇女。她对丈夫有着深厚的爱情，生活上不羡慕荣华富贵，因此不赞成丈夫上京干考。她深深知道丈夫丢下年老的父亲离家远出不仅不应该，而且将给自己带来“一身难上难”的困难处境；另一方面她不免害怕丈夫一旦“儒衣才换青”会“恋着聘婷”，而忘了自己。可是在丈夫迫于父命走了之后，她把这些忧虑和痛苦都藏在心底，毅然地负起了独自持家养亲的重担。在丈夫毫无音信的情况下，碰到了极端艰难的灾荒的年月，她再三劝慰因为儿子久久不归、饥饿难忍而日夜吵闹的公婆；她典尽了自己的衣衫首饰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为了公婆她“含羞忍泪”去“请粮”，拜求为非作歹、凶恶如盗的里正。她尽最大努力来供养公婆，而自己背地里吃糠充饥；为了埋葬死去的公公，她剪下头发，沿街叫卖，麻裙包土，自筑坟台；最后她画下形衰貌朽的公婆遗像，背着琵琶，卖唱求乞，上京寻夫。她的这些十分感人的行动，已经远远不是作者所企图宣扬的封建孝道能够概括，更不是和那些“割肉疗亲”式的封建愚孝能够相提并论；它已经是体现了在封建制度下不能掌握自己命运我国妇女极端艰苦的生活环境里自我牺牲、舍己为人的可贵精神和她们善良、勤朴、坚韧、尽责这些传统的美好品质。在最困难的时候，赵五娘并不是没有绝望过，她想投井，想“几番拼死了奴身己”，可是一想到丈夫，想到年老的公婆，想到自己的责任，她又坚持活下来。正是在这些地方体现出了赵五娘性格的光辉，因而使读者对他的悲惨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