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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王莽和曹操土地与人口改革之异同

西汉末年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现象严重，农民丧失土地依附于豪强，致使国家控制的人口剧减。王莽针对这样的社会危机采取了王田私属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而面对相似情况的曹操推行了屯田制，成功得壮大了经济实力，为其统一北方准备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社会危机；王田私属制；屯田制；成败原因

西汉末年的王莽和东汉末年的曹操在历史上都被定格为典型的权奸人物。赵翼说：“王莽诡激立名，以济其暗之计，似亦奸雄之所为。”[1]东汉名士许劭对曹操说：“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2]二人一方面都不甘于做平庸汉帝的恭顺良臣，王莽篡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都是乱臣贼子；另一方面二人在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都敢于挺身而出改革现状，承担扭转乾坤之大任。本文并不是论二人是否奸邪，而是想就二人进行的改革的某些方面进行一下比较。

一、王莽和曹操面对的社会危机的异同

西汉初年统治者吸取秦王教训，以黄老之学为治国思想，轻徭薄赋，抑制豪强兼并土地，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到武帝时经济繁荣国富力强，“是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3]汉武帝一方面不顾时节征发民役大兴功作，一方面又开展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赋税和徭役过重导致大批农民破产流亡，出现大量无主荒地，豪强地主趁机大肆兼并土地。董仲舒提出“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4]武帝不予采纳，土地兼并之风愈来愈烈。如元帝时期丞相张禹得皇帝赏赐前后多达数千万，“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灌溉，极膏腴上贾。”[5]土地被豪强无限兼并，农民破产流亡，农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甚至到了人吃人的地步，“天下之民所为大饥饿死者，是也。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食。人至相食……”[6]在这样水深火热的困境中，农民要么卖身为奴婢，要么“穷则起为盗贼。”[7]这些揭竿而起的盗贼就成了封建国家的罪人，而根据《汉律》规定“汉律，罪人妻子没入奴婢，黥面”。[8]于是奴婢作为土地兼并的连锁反应随土地兼并的加剧而不断增加。西汉末年，全国的奴婢人数在385万左右，约占全国人口的十五分之一。[9]奴婢过多致使封建政府控制的户口剧减，严重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针对这种情况，大司马师丹提出了限田限奴婢的建议。哀帝发诏书：“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无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其议限列。”[10]丞相孔光和大司空何武一起奉命拟定了具体的限田限奴方案：“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引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下。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掖庭宫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11]这个方案由于严重损害既得利益者，遭到汉朝宗室和豪强的反对而夭折。在这两次限田运动失败后王莽针对此种现状拿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

曹操在推行改革前，东汉同样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东汉的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是在豪强地主的扶持下登上皇位的，所以豪强地主在东汉不受限制地发展壮大，形成豪强地主田庄，对社会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在政治上，他们把持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特别是把持官吏选拔权力。而这些世族并没有经国治世的才能，大都好为清谈，趋尚浮华。郑泰对董卓说：“孔公绪能清谈高论，嘘枯吹生，无军帅之才，负霜露之勤……”[12]刘表贵为帝胄，“少知名，号八俊”，[13]是世族也是名士，据有战略地位重要的荆襄，身后出谋划策的学者数千，却只求自保终无大业。袁绍，“自安（高祖父）以下四室居三公，由是势倾天下。”[14]但袁绍最终也未成大业，兵败官渡，吐血而亡。《魏志》评曰：“袁绍、刘表，咸有威容、器关，知名当世。表跨蹈汉南，绍鹰扬河朔，然皆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废嫡立庶，舍礼崇爱，至于后嗣顚蹙，社稷倾覆，非不幸也。”[15]在经济上，他们拥有大量部曲，建有大庄园，经济上自给自足。而这些部曲都是国家的隐匿人口，人口都流入地主私人庄园，上缴赋税的编户就大大减少了，国库收入锐减。《魏略》记：“（诸葛）亮谓刘备曰：‘将军之众，不过数千人，以此待敌，得无非计乎？’备曰：‘我亦愁之，当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可语镇南，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备从其计，故众遂强，备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礼之。”[16]袁谭为青州刺史，“邑有万户者，著籍不盈数百。收赋纳税，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