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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礼乐教化”演变与人文精神觉醒

“礼乐教化”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教育制度的基本理念，体现于传统文化的各主要部分。“礼乐教化”萌芽于上古时期的原始宗教文化，至西周初期发展成熟。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站在新的起点上发展了“礼乐教化”,实现了其本质意蕴的升华。先秦“礼乐教化”的演变，在深层意义上映照出人文精神的觉醒与发展，奠定了传统人文精神的主基调，对此后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先秦“礼乐教化”的演变。礼乐的起源可以通过古文献对“先王之乐”的记载来考察。如《周易豫象》云：“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又如《淮南子诠言训》云：“舜弹五弦之琴，而歌《南风》之诗，以治天下”。这些记载混杂传说与历史，也掺杂了后人的推断与理想，尽管不能完全被当作“信史”，但上古时期有着长久延续的礼乐文化，已成为普遍共识。上古时期，作为艺术的“乐”与作为宗教仪式的“礼”一体不分，主要表现为“舞”，用于“事神”。

到了夏商时期，早期奴隶制社会确立，社会政治规范意识逐渐觉醒，乐舞中的“礼节”等地位上升，“礼”“乐”初步分化。这一时期，“夏人尚鬼”“殷人尊神”,礼乐的主要功能依然是宗教祭祀，还没有自觉用礼乐来施行政治、道德、审美等方面的教育。

到了西周，“周人尊礼尚施:从殷商“尊神”到西周“尊礼”，标志着礼乐文化的历史性演变。以往“礼”“乐”不分的状态彻底改变，“礼”作为行为规范的意识觉醒，宗教意义淡化，取代“乐”成为礼乐文化的代表。不仅如此，“礼”还与道德观念发生了密切联系，《诗经大雅?民劳》云：“敬慎威仪，以近有德”。

除了“礼”的观念变化，西周礼乐文化最重要的发展是周公“制礼作乐”，使礼乐上升为国家治理手段和政治文化制度，充分表现出礼乐人文化、政治化、伦理化的发展趋向。周公“制礼作乐”，即周公领导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体系建构。通过对殷商以宗教为中心的礼仪进行规范化、体系化，使之与血缘宗法等级制结合，形成一整套政治化、伦理化的礼乐制度。这套制度由差序化的礼节、礼器及乐舞歌诗等构成，通过朝觐、盟会、军旅、祭祀、丧葬、宾客、学校、婚配等具体礼仪，把国家事务、社会生活等规范以“礼”的形式表现，用“礼”治理国家。

至西周末年，周王室衰微，诸侯纷争，私有经济发展，原有的血缘宗法等级制度和统治体制动摇，礼乐制度也在政治、经济的剧烈变革中不断受到冲击。春秋时期成为礼乐文化从最盛走向衰落的时代。到了春秋战国之际，“礼坏乐崩”趋于激化，诸子百家纷纷对此提出自己的思考，如道家、墨家、法家主张废礼，儒家则试图“复礼”，为“礼乐教化”赋予君子人格塑造与化成天下的理想追求。

西周“礼乐教化”的人文化表征。周灭殷商后，充分重视夏、商灭亡的历史教训，《尚书?周书?召诰》记载周公言：“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二有新儒学代表人物认为，周人对商周鼎革的冷静认知反映了统治阶层的精神自觉，周人以“敬德”等观念来指导自身行为，对自身行为负责，这是中国人文精神最早的出现。人文精神的自觉，本质上是人的道德理性精神的自觉。在此推动下，周人把对宗教天命观念的理性化认知与政治生活、道德规范紧密结合，并通过体系性、规范化的礼仪表现出来，使“礼乐教化”走向人文化。

在社会层面，礼乐的宗教功能弱化，政治、道德功能凸显。鉴于夏、商兴亡，周人对天命产生怀疑。在周人看来，决定天命转移、王朝兴衰的关键是“德”，必须“以德配天”。同时，“敬德”与天命的联系是民意，天命显现于“民情”，“民情”成为天命的依据。只要“敬德”就能保天命，而不必求助于宗教祭祀。于是，礼乐从“敬神事”转向“重人事”，宗教礼仪地位下降，人伦礼仪发达起来。周人对宗教的虔诚逐渐转向自身行为，落实到具体礼仪。通过以“礼”治国来践行“敬德”“保民”等政治文化思想。

在个体层面，有意识地通过“礼乐教化”对融道德与情感为一体的人格修养产生作用。“礼乐教化”的目的是从人的自主性出发，自觉强调人伦教化功能。据《周礼》记载，西周把“礼乐教化”作为治国之策，由专门职官负责实施。西周设乡学和国学，乡学主要是社会性的礼乐教化，国学主要培养贵族子弟的礼乐修养。国学分为小学和大学，小学教育以“六艺”为主，大学教育以“乐德”“乐语”“乐舞”为主，小学和大学都注重通过“道艺”来培养“德行”。在此，“礼教”“乐教”“诗教”初步分化，礼乐教化的情感教育特征被触及，成为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人格修养的先声。

先秦儒家“礼乐教化”及其人文精神内涵。先秦儒家继承发展了西周以来的“礼乐教化”，提出乐教与人格修养、“乐”与政治伦理关系、礼乐与人性的关系等理论问题，并进行了深入阐发。《礼记乐记》系统总结了这些思想，标志着儒家“礼乐教化”在理论上达到成熟。尽管孔、孟、荀等儒家代表人物的礼乐教化观念不尽相同，但其中的人文精神内涵却一脉相承。随着西汉“罢黜百家”，儒家思想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