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转型与东方朔仕而不遇发覆.docVIP

政治转型与东方朔仕而不遇发覆

西汉前期的政治转型要求学术为现实建设提供直接有效的思想支持，要求士人的知识才干直接服务于军政实践，东方朔知识结构和价值追求落后于时代需求，距“大臣”标准甚远，仕而不遇是历史必然，所谓“朝隐”是腾达无望的自慰之语而非主观选择的结果。

东方朔；“朝隐”；政治转型；价值取向；仕而不遇

东方朔在汉武帝身边为官数十年，位卑俸薄，以放诞滑稽著称，以“朝隐”自喻，在其死后不久即不断演绎出各种各样的故事。这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之下，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为后世文人所激赏，也为现代学者所重视，人们在深入发掘其文学、艺术、民间文化等方面贡献的同时，分别从文化、政治等方面解读其“朝隐”的由来和仕途沉滞的原因：或者以为东方朔虽然学问超众，但是华而不实，实际能力有限*持此观点的代表作有孟祥才：《东方朔简论》，载《烟台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王成、张景林《论东方朔的政治心理——中国传统恩宠政治文化性格的典型个案分析》，载《南开学报》2015年第6期。；或以为东方朔有着儒家和道家的双重性格，还保留着先秦士人从道不从君的独立人格，难以融入其时政治秩序中去*持此说者主要有王继训：《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儒者：东方朔》，载《齐鲁学刊》，2002年第3期；陈兰村、张根明：《论东方朔的滑稽、朝隐与文学创作》，载《贵州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谭慧存：《论东方朔朝隐思想》，载《史学月刊》2012年第6期。。笔者以为，仅此是不够的，要从政治转型与士人价值取向的层面，分析东方朔仕而不遇的深层原因，从而深化对景武时代政治与学术关系的认识，理解其时政治变迁与士人命运的关系。故为此文，稍补时论之不足。

一

为便于展开，先要从思想史的层面对东方朔的知识结构和仕宦经历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汉书·东方朔传》谓东方朔风流倜傥，知识驳杂，志向远大，可概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少年即学习从政为吏的基本知识，即“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1]卷六五，2841。这里的“学书”并非学习写字，而是学习“史书”，即为吏需要掌握的法令、文书。所谓“文史足用”就是指经过“三冬”即三年学习掌握了为吏的法律和行政知识。这里的“三冬”是三年的意思，并非注家理解的三个冬天*如淳云：“贫子冬日乃得学书，言文史之事足可用也。”《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下引同)，第2841页。关于“史书”含义，参见拙作《〈史律〉新证》，载《史学月刊》2008年第11期。。

第二，系统学习军事理论和阵法。学兵在前，习儒在后，既掌握系统儒学知识，也掌握系统兵学知识，同时任侠使性。“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1]卷六五，2841这里的“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并非仅仅学一年以后就弃武从文，放弃学剑，在当时尚武风气之下，任侠是普遍风尚，以一个十五岁少年，绝不会学习一年以后而放弃，而是指先习剑后习《诗》《书》。所谓“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只是顺序概念，并不是绝对的时间含义。也就是说，在“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的同时，并不意味着放弃练剑。同理，在十九学兵法的同时并不等于放弃《诗》《书》的研读。

第三，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所谓“十六学《诗》《书》”，《诗》《书》是儒家经典代称，这里的“十六学《诗》《书》”是指16岁开始系统学习儒家学说，此后在学习其他各家学说的同时继续儒学的诵读，从东方朔劝谏汉武帝所透露的思想倾向来看，东方朔是在儒家君臣观念指导之下为官的。

第四，对法家学说有较多了解，兼习其他学说和民间术数。东方朔曾经上书汉武帝，“陈农战强国之计，因自讼独不得大官，欲求试用。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用”[1]卷六五，2863-2864。不仅在理论上了解商鞅韩非之说，而且对现实也有一定的把握，充满着自信，才专以商、韩之言陈述“农战强国之计”，并“欲求试用”。这“欲求试用”的“农战强国之计”具体提出时间不明，从历史背景分析，很可能与汉武帝的财政改革有关联。从其行为可知对民间术数杂学的知晓，射覆之术就是典型体现；其不拘礼法、狂放不羁、敏捷怪诞，被列入《史记·滑稽列传》，表现其道家任性而为的行为特征。而从东方朔与汉武帝的应对中，又不难看出其纵横家的风格。

第五，理想是做“天子大臣”。谓“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廉若鲍叔，捷若庆忌，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1]卷六五，2841。这当然是言过其实，东方朔也因此被认为是“高自称誉”的典型。因为以一个22岁青年，既没上过战场，也没有像当时的刺客死士那样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