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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

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人口政策的核心，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为指导，从中国实际

情况出发而提出的政策。这种政策体现着全国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以及社会主义四化建

设的需要。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反复探索和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大致可

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五十年代后期，这是人口出生第一次高潮和节制生育呼

声第一次起伏时期。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国内战争刚刚结束，人民需要休养生息。随着民主改革的完成，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政权，恢复经济，解决旧社会遗留下的生产

凋零、失业、贫困、饥饿和防治疾病等一系列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

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

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注转引自

毛泽东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00页。）对于这种否定、

怀疑中国革命的谬论，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予以坚决的驳斥：“中国人口

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如象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

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

倒。”“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

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

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

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注转引自毛泽东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见《毛泽东选集》（合

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00、1401页。）毛泽东的这些论述，给当时怀疑新政

权是否能够医治好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创伤和认为人口太多因而悲观的人们以信心和力量。

这种信心和力量是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所十分需要的，上述论点在鼓舞全国人民奋力解

决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上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上述论点也包含了忽视人口控制的因素，特

别是这个论点后来被一些人所误用，据以反对节制人口的正确主张，导致片面的、错误的

人口理论曾盛行一时，直接、间接影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放松了对急剧增长

的人口的控制，这种消极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经济迅速

发展，刺激了生育率的上升，特别是处于小生产状态的、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农业生产发展

需要增加劳动力，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多子多福的落后生育观又顽强地在生育上表现其作

用，同时这一时期许多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得到良好控制，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

亡率大幅度下降，这样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迅猛上升。对于这种转变，当时缺乏正确的认识

和研究，对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就是人口不断迅速增长的片面观点，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

认为中国人口迅速增长是社会繁荣和生活改善的标志。因此，对于人口的发展不仅没有及

时采取有计划的控制政策，而且还采取了一系列直接间接鼓励盲目生育的行政、经济措施，

如严格限制人工流产和禁止做绝育手术的规定，对多子女的职工实行经常性的困难补助，

等等。

一九五三年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普查的结果表明，新中国建立后的

四年净增加人口4600多万。这样，人口无计划地盲目增长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矛盾开

始显露出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开始注意到控制人口盲目增长的必要性。这一时期随

着建设事业的发展，城市就业人数迅速增加，特别是妇女就业人数的迅速增加，使许多家

庭要求减轻多子女的拖累，缓和多子女同父母亲的学习、工作、健康以及改善家庭生活之

间的矛盾。同时城市人民群众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要求节育的人也逐渐增多。在这种情

况下，一九五三年八月，政务院批准了卫生部关于《避孕及人工流产法》。一九五四年十二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节育问题座谈会。会后由一些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节育问题研究

小组。刘少奇在节育问题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要

适当提倡，不要反对。”（注《人民日报》社论，1957年3月5日。）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共

中央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一九五六年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

展纲要（草案）》中提出：“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

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