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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问正义在何方

中秋佳节，傍晚时分，望着炊烟袅袅的村庄，为了赶快回家，五位农民违反了规则，走在正在使用的铁轨上。而在另一边，一名逃犯遵守了规则，走在了废弃的轨道上。这时，一辆火车正在驶来，而且尽管火车驾驶员已经刹车了，但是，根据其速度，必然会撞上那五名“无辜”的农工。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你是一名可以修改火车走向的铁路扳道工，你会怎么

做？

想必，部分人为了“正义”，可能会选择把火车的航行方向改到废弃轨道上去，当然，这种做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面，用一个人家的生命去换取五个人的生命，这无疑是极其划算的，做到了利益最大化，是高效率的，更别提另外一个牺牲的人是逃犯。逃犯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的，法律也必然将会给予其一定的处罚，因此，他的牺牲可以说是死不足惜，而这样做得出的结果很大可能会是皆大欢喜。

确实，从利益与效率的角度来讲，让逃犯来给五名农民做“替死鬼”是再好不过的选择，因为五名农民是“无辜”的，所以他们不应该面对死亡的威胁，而逃犯是罪恶的、有罪的，是为整个社会所唾弃、所抛弃的，所以，被火车撞死也是活该，而且，这也是符合结果正义的。或者在这个地方，有的人会从道德层面的权利与义务作解释：既然逃犯已经给社会造成危害，那他就应当有义务为自己所犯下的过错赎罪。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另外五个“无罪”生灵的性命，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而五名农民那么可怜，他们不应该被“无缘无故”地剥夺去生命，所以，让一个罪犯来当替死鬼又有何不可？

从可预测的事件结果的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看，让火车改道或许的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我们在考虑结果之前，又是否考虑过其推测的过程是否合理，结果正义是否就能够说明过程也是正义的呢？

其实，这个事件有一个地方会让我们在作出抉择的时候感到迷惑：这名逃犯是遵守了规则的，而五名农民则是违反了规则的。而根据刑法上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如果把违反规则这个行为判断为罪的话，那么违反规则的人就应当承担有可能被火车撞死的责任，而被火车撞死便是他们应该得到的惩罚，同时，扳道工便可以被假设为是那定罪量刑的法官，决定谁应当承担责任，接受惩罚。可是，那名逃犯虽然有罪，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遵守了规则，所以他不应当承受被火车撞死的惩罚，他的罪过所应受的惩罚应该另外由法律决定，由法律所强制执行，而同时，法律并没有赋予我们可以随意剥夺逃犯生命的权力。所以，我们决定牺牲逃犯的性命的行为又是是否是正义的呢？

人们都认为，法律应当是要维护正义的。而在这件事情中，根据这个思想，很多人都会认为牺牲罪犯更为“正义”。当然，“法律应当是要维护正义的”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只不过法律不仅仅维护结果的正义，但它同时也应当维护程序（即过程）的正义。想必很多的人都听说过美国的“汤普森案”吧，正是由于调查警官没有取得搜查令就去搜查“疑犯”的住处，结果导致所有调查所取得的证物失去了可用于本案证明的能力（没有做到程序正义），最终犯人被无罪释放，逍遥法外。其实，在本案中，许多年之后（过了法律的追朔期限），汤普森本人也承认他实际上是杀了人的。而面对这样的事实，大家未免会疑惑：程序正义真的那么重要吗？如果程序正义会让罪犯逍遥法外，那麽程序正义又有什么存在意义？

而在这里，我必须申明：法律坚决维护程序正义这一原则具有重大意义，这绝不是多此一举。程序正义其产生的结果不一定就会是正义的，但是，如果程序不正义，那么即使它所产生的结果可能会符合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取向，但是其正义性必然会因为其执行程序的不正义性而遭到质疑。如果在面对没有涉及到人身权利侵害事件的时候可能还好，但是，在人命关天的时候，跳过程序正义而直接实行结果正义将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在很久以前，人们往往过于注重结果上的正义，而忽视了程序正义的重要性。比如：在古代中国，面对疑犯，有关部门都是本着“宁杀错，不放过”的原则来处理案件的，但在近现代的法学体系中，这种所谓的“原则”很明显地被摒弃了。因为在这种原则之下断案，很容易会出现冤假错案，这就让很多无辜的人的人身权利遭到了侵害。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是负责汤普森案的法官或陪审团员之一，在我们没有亲耳听汤普森说他杀了人之前，面对调查警官以不合法途径（私自入室搜查）获得的证据，站在客观的角度上看，我们是不能够确定这些证物是否栽赃的嫌疑的。也就是说，由于这些证据是私人行动所搜查得出的，没有通过正当的程序来进行监管，所以，我们不能够排除汤普森被栽赃嫁祸的可能性，为了保护被告的人身权利不受侵害，这些证物也便失去了指控犯罪的价值。

程序正义的价值在于保护没被宣告为有罪的公民人身权利不受侵害，它是关乎每一个人切切实实的权益的。可以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有序性，更加全面地保护人们的切身利益，尽量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程序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