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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散文，如何选择教学内容及策略

“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读法，不同读法决定不同的教学内容”①，这已经成为语文阅读教学的共识。以杨振宁先生的《邓稼先》为例，如果按照人物传记来读，教学的主要内容便应落在被立传者身上，着重体会邓稼先的事迹和精神；如果按照散文来读，则应着眼作者，重在体会杨振宁的独特情感。

然而，本文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非某一种单纯的文体，而是一种以传记为表、散文为里的复合文体。张爱民先生称这种复合文体为“传记散文”：它像传记一样遵循真实性原则，叙行录言，对人物生平、生活经历、精神风貌等进行介绍、描述；但它更注重在更加高远或宽广的视野中，“将文化性和历史性有机地融合”，“通过作者的选择、剪辑、组接，倾注爱憎的情感”。②简而言之，传记散文的特点就是特别讲求历史性、文化性和情感性。

具体到《邓稼先》“这一篇”，其历史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推出邓稼先。第一部分，作者先举中国近一百年的屈辱史，后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继而引出这一“伟大胜利”“巨大转变”背后“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科学家：邓稼先”。二是把重大历史事件写进邓稼先的生平经历。第二部分，作者依时间为序简述邓稼先的求学和工作经历，插入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事件，用“这些日子是中华民族完全摆脱任人宰割危机的新生日子”呼应第一部分“那是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这样前后对举，既突出了邓稼先作为历史性人物的巨大贡献，又强调了邓稼先作为“奠基人和开拓者”的重要作用。

文化性主要体现在第三部分的对比中。作者长于中国，旅居海外，“读书经验大部分在中国，研究经验大部分在美国，汲取了两种不同教育方式的好的地方”。因此，他从切身的体会中，从中西方文化的高度，捕捉到了邓稼先身上“很东方”“最中国”的美：谦逊、朴实如农民，讷言慎行、含蓄，真诚坦白、无私……并用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锋芒毕露与其低调内敛对比凸显，用“文革”期间别人的不能和邓稼先的“竟能”加以衬托。

作为一种复合性文体，“这一篇”传记散文的情感也是复合的。首先是传记人物的情感。邓稼先“获得博士学位后立即乘船回国”，“始终站在中国原子武器设计制造和研究的第一线”，数十年来隐姓埋名坚守这伟大而悲壮的事业，卧病在床依旧心系共和国核武器发展，尤其是“立即”“始终”“鲜为人知”等词，足见邓稼先对祖国的挚爱、忠诚。其次是作者杨振宁的多重情感。第三部分开头，作者特意提及二人在“抗战时期”的友谊，是挚友情深；而后多次运用“最”“从不”“竟”等看似平实、实则浓烈的词语，写出了他对邓稼先的由衷欣赏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第四部分特写归国读信后的感情震荡，含蓄表明作者长期以来一直心系民族命运；第五部分引用《吊古战场文》和《中国男儿》，并特别标明这是“我们在昆明时一起背诵的”“我儿时从父亲口中学到的”“我父亲诞生于1896年，那是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他一生都喜欢这首歌曲”，则兼有对朋友、对青春、对父亲、对民族的无尽深情。

因此，我们教学《邓稼先》这一篇传记散文，确定教学内容、选择教学策略时，必须紧扣其历史性、文化性和情感性。综观这堂课，从整体架构来看：

基于学生问题，了解“稼先”内涵——

初读《邓稼先》，识“中国男儿”，感知邓稼先的历史性作用——

细读邓稼先，品“男儿”魅力，理解邓稼先人格中的文化性——

诵读《吊古战场文》，悟“男儿”情怀，体验邓稼先和杨振宁两位“中国男儿”的情感、情怀——

教学内容的选择可以说既得传记散文之“体”，又得“这一篇”传记散文之“要”。而且，四个环节以“中国男儿”为关键词，以学生的感受和问题为起点，从邓稼先这一传记人物的生平到精神，再到邓、杨二人的情感，由显及隐，构成了一个逻辑推进的链条。

聚焦到教学局部，也是紧扣“这一篇”的特质采取合宜的教学策略，教出了传记散文的独特性。

首先，巧设活动和追问的层次，推动学生的理解、思考走向深入。

这一板块主要设计了两个活动：

1.根据“‘两弹’元勋”部分，按表格提示向大家介绍邓稼先的简历。

2.用杨振宁所推荐歌曲中的一个短语来形容邓稼先并简述理由。

第一个活动用籍贯、学位、职务、经历、荣誉等条目指引学生阅读课文，筛选提取信息，完成了对邓稼先人物生平的梳理和人物形象的初步感知。此时，教师追问：“为什么把原子弹和氢弹爆炸成功的日子写进邓稼先的人生经历？这两个日子对中华民族意味着什么？”并出示中国一百年以前的屈辱历史，使学生对“任人宰割”“新生”等词语有了具体而深刻的感受，领悟到邓稼先所做贡献的巨大，进而自然过渡到第二个活动。第二个活动，用选择“推荐语”的形式，激发了学生的表达欲望，进一步强化理解邓稼先所做贡献的历史性作用、“中国男儿”之“中国”二字沉甸甸的分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教师在简历介绍中，特别补充了邓稼先的家庭成员信息，既丰满了人物形象，也为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