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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学视域下的民国服饰色彩研究

民国时期报刊中论及服饰色彩的文献并不罕见，但总体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二十五年来中国各大都会妆饰谈》为《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册》中的一部分,它对清末至民国中期服饰色彩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较为系统、详实地介绍，是解读民国服饰色彩特征的重要文献之一，目前国内仅有几家图书馆有此文献收藏。文中以社会文化学的视角，基于此稀缺历史文献，从4个方面考察民国时期服饰色彩的历史特征，探讨其产生、发展与社会变革、地域环境、文化发展的关系；揭示其在传播方式、传播主体等方面的特点，以及在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具体显现，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为民国服饰色彩的研究提供了依据。

1政体的更迭与民国服饰色彩

1.1政体更迭与服饰色彩观念的现代嬗变

民国服饰色彩观念的形成、服饰消费方式及着装形态的变化与政体变革密切相关，服饰色彩的演变不仅伴随着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而且昭示着社会变革以及结果。李寓一曾说,辛亥革命后，政体的改变，使得人民获得了思想的自由解放，服装的妆饰及色彩也随之嬗变。种种不可思议的新潮服装出现，都源于“思潮背景影响于美者”[1]。从历史上看，民国之前各个朝代所有阶层服饰形制及色彩使用都依据统治阶层制定和颁布的相关规定，即所谓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制度。如：清朝入主中原后，清朝统治者就制定了易服改制的方针：“国俗衣冠，一沿旧式。”[2]民国之前，服饰色彩与异常严格的等级制度密切相关，所谓“正色贵，间色贱”，其表现在3个方面:“①统治阶层与社会下层的贵贱之别；②统治阶层中帝王与百官的尊卑之分；③百官之间的品级差异。”[3]然而，这种“上可以兼下，下不得僭上”之封建礼法制度至清末已形同虚设，1912年民国政府颁布的《民国服制》条例废除了等级观念的服饰制度，代表着进步理念的人人平等的服饰色彩观念随之产生。政权的更迭使民国时期的服装用色突破了封建禁忌，自主选择服装色彩亦成为追求民主、平等的一种表达方式。因此，清政权的消亡，标志着中国服装色彩观念开始走向现代、多元与开放。

1.2政体更迭与服饰色彩时尚中心性质的“僭越”

清末之前，服饰时尚具有从政治中心向其周边地区传播扩散的基本特征。权伯华在谈及清代服饰时写道：“北京是首善之区，天津是北方最大的商港，中国北半部的习尚，几乎全视此两处为转移，尤其是妆饰一项。”[1]进入民国以后，封建服饰时尚传播的常态和特征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由经济、商业以及交通便利的沿海大都市，逐渐向经济发展相对较弱的内陆城市，再向偏僻乡村进行辐射的过程。此时，中国衣冠和服饰色彩的时尚中心，由原来的封建政治中心北京，逐渐转向开埠最早的上海、天津等大都市。屠诗聘于《上海市大观》中感叹：“过去所谓‘京装’‘苏式’，已跟着衰落了……近百年来，上海乃是操纵中国妇女妆饰的大本营。”[4]权伯华也感慨：“从前北方妆饰，都仿效京式；民国以来，无论上中下三等妆饰，莫不仿效海式。”[1]从此，经济与商业高度发达的大都市上海俨然成为中国近代服饰发展和服饰色彩兴盛的中心。《新上海》曾发文：“上海服装，最是考究，女人的不必说，就是男子也都争奇斗胜。”[5]罗苏文也认为：“清末上海已成为女子服饰的潮流中心，民初则步入摩登时代。北京步其后尘，而西部的反应则是细波微澜。”[6]20世纪20年代以后，西式婚礼在沿海大都市亮相，西式婚纱最早在上海出现。白色婚纱头饰和粉色旗袍替代了传统婚礼中的大红绣裙，成为“文明结婚”的标志之一(见图1[7])。民国时期，上海无疑成为新潮服饰和服装色彩创新的发源地，并成为内陆城市、地域仿效和追捧的对象，影响着当时全国服饰及色彩的流行趋势。

2地域文化与服饰色彩

2.1沿海城市与内陆城市的地域差异

地域文化的形成受到不同地域环境的影响，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而造成这种文化独特性的因素除区域的生态、历史存留、文化形态、社会风俗以及生活方式外，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交通及文明开放程度等。李寓一在谈到地域文化与服饰时尚的关系时指出：传统服饰“亦有南北二派，南朝金粉，北地胭脂，各依其山川土地之相宜。而判为不同之趣味，自古为然。海禁未开以前，固分燕妆、吴艳二种；海禁已开以后，亦以交通最便之津门、沪上二地为集中地。”[1]可见，在对外开放之前，民俗和传统是最能体现地域服饰色彩的关键因素；而海禁开放后，观念的开放则成为服饰时尚及服饰色彩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李寓一还强调：辛亥革命以后，大众的思想解放和服饰色彩的变化，“益以交通日便，风气为开，争奇斗艳之新妆，乃集中于津门沪上二地。”[1]故而，天津和上海能够成为北方和南方的时尚中心，得益于开埠后航运的发达和铁路交通的便捷。

另外，权伯华指出：1909—1912年之间，“京汉(京汉铁路，原称卢汉铁路，是卢沟桥、郑州至汉口的铁路)、津浦(津浦铁路，又称津浦线，是天津到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