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与多元：辛亥革命以后的服饰变革.docVIP

新潮与多元：辛亥革命以后的服饰变革

服饰变革是生活方式变革中最易得风气之先者，它往往成为社会风尚变迁的焦点。辛亥革命以后，新女性在追逐时尚过程中，一改以往单调的生活，穿起展示曲线的时装，大出风头，追求现代的自由平等。男子则在剪去象征奴隶与落后的辫子和试穿西装的过程中，呈现出富有阳刚之气的新形象。男女服饰反映出人们精神世界的变化，服饰的急剧变迁映衬出近代观念的影响。

服装的平等化

清代男子服饰以长袍马褂为主，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汉族妇女则仍以上衣下裙为时尚。清代中期以后，满汉妇女服饰互相仿效之风兴起，妇女服饰样式及品种越来越多样，如背心、裙子、大衣、云肩、围巾、手笼、抹胸、腰带、眼镜等，层出不穷，花样繁复。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洋货倾入，羽纱、呢绒、洋绸、花布等西洋服装面料充斥市场，费工费时而工艺考究的滚、镶、嵌、绣等传统手工艺逐渐衰落，西式服装在沿海沿江各都市逐渐流行起来。

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作为封建等级制度的礼制随之瓦解。中华民国成立当天，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就宣布废除清朝官服：宫廷内外，一切前清官爵命服及袍褂、补服、翎顶、朝珠，一概束之高阁。

1912年10月，北京政府正式颁布关于男女礼服的规定。除学生、军人、警察、法官及其他官吏之制服有特别规定者外，一般官员在正式场合穿大礼服。女子礼服长与膝齐，袖与手脉齐，对襟，用领，左右及后下端开；下身着裙，前后中幅平，左右打裥，上缘两端用带。男子礼服分为大礼服和常礼服两种：大礼服有昼晚之分，昼礼服用长与膝齐，袖与手脉齐，前对襟，后下端开，用黑色，穿黑色长过踝的靴；晚礼服类似燕尾服，裤用西式长裤；穿大礼服要戴高而平顶的有檐帽子。常礼服也分两种：一为西式，其形制与大礼服类似，惟戴较低而有檐的圆顶帽；二为中国式，外褂色青，对襟用领，袖与手齐，左右及后下端开；袍色蓝，袖齐褂袖，左右下端开。料用本国丝、毛织品或棉、麻织品。

北京政府规定的新式男女礼服，取消了历代官服的等级标志，正式肯定了近代服饰所包含的平等理念，表明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中的等级观念被淘汰。辛亥革命以后，尽管男女日常服饰因经济条件、职业和社会地位而有所不同，但已无严格的官民、贵贱之分，甚至男女界限也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出现了明显的平等化趋向。

剪辫热潮与礼帽流行

辛亥革命以后，城市民众的服饰不断洋化，西式服装在城市中流行起来。第一步是剪去民众盘在头上的辫子，因为辫子与西装是格格不入的。

西装革履而脑后带一条“猪尾巴”，不仅行动不便，而且有碍观瞻。穿西服是为了更精神、更整洁，而一条不常洗的长辫子常把衣服弄得脏兮兮的，与穿西服的本意背道而驰。故辛亥革命以后，在民风开化、接受新事物最早最快的上海和江浙等地，民众很快就剪去了象征封建保守专制的辫子。

新式知识分子和趋新的士绅阶层，颇以“新派”为荣，成为各地剪辫的急先锋。军、政、警、学界新派人士带头剪辫，地方民众纷纷响应，在民初掀起了大规模的剪辫热潮。当时的普通民众雖然不懂得“新”的具体涵义，但他们有意无意地向新派人士看齐，认识到留辫子是守旧的，是不卫生的，硬留辫子者要遭到人们的嘲笑。所以，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民国成立数年以后，留辫的习俗就被淘汰了。就连身居紫禁城的逊位皇帝溥仪，也剪去象征保守落后的辫子，穿起了象征进步的西式服装。

当然，某些地区某些团体和某些个人在较长时间内还蓄发留辫。张勋的“辫子军”留辫至1917年复辟帝制时被打散。而该军驻扎的鲁南和苏北则是剪辫困难地区，直到1920年代仍有不少民众蓄发留辫。

民国初期剪辫风行之后，讲究头发式样的新式理发业，逐渐取代单调的剃头业。剪发、烫发及各种各样的头发样式日益流行。在传统社会，帽子主要用于保暖和防晒，士大夫的帽子则成为社会地位和官阶的标志。随着西俗东渐，中国民众开始重视帽子的装饰作用。民国成立以后，帽子不再显示官阶之别，其装饰性作用明显增强。男子戴西式礼帽，在上海社会颇为流行，都市女性则流行戴各种样式的精美帽子。

民初上海流行一种低檐便帽。有诗云：“俗易风移万象新，何劳束发戴唐巾。少年争买低檐帽，眉目模糊不认亲。”其后，博士帽、草帽、卫生帽及毛绳便帽渐次流行起来。

服饰的多元化与趋新之风

象征封建保守的辫子剪去了，清朝的统一服制被取消了，人们服饰出现了多元化与趋新化的倾向。民国初期中国民众的服饰比较杂乱，有穿马甲、长袍的，有穿长衫、马褂的，有穿西装、中山装的，也有的人中西服装混穿，上身是西装，下身则是绑腿裤，颇为滑稽，出现了“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名状”的杂乱状况。

这种新旧混杂现象，既反映了民国初期服饰界锐意更新、但还未走上正轨的现实，也说明了民国初期普通民众在穿衣上的大胆尝试和不拘一格。新旧杂陈、斑斓多彩，成为民国时期民众服饰的主要特征。

民国初期，最炫目的城市生活是服饰时尚趋洋求新。在剪发易服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