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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主义之花在中国的绽放

象征主义在19世纪末形成了一种特定的世界范围的文学思潮，波及了众多的国度，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这一块古老而广袤的东方大陆。

象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陈独秀在1915年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论及象征主义的戏剧家梅特林克和霍普特曼。

沈雁冰于1920年1月发表《表象主义的戏曲》一文，象征主义以“表象主义”的译名正式登陆中国文坛。

同年，沈雁冰的《我们可以提倡表象主义文学么？》、谢六逸的《文学上的表象主义是什么？》、田汉的《新罗曼主义及其他》等先后发表。

继《小说月报》之后，《少年中国》、《东方杂志》、《创造周报》等也先后推出了关于象征主义思潮的评论文章。

1921年，文学研究会的耿济之翻译了果戈理（俄国象征主义文学流派的源头）的《疯人日记》，而王统照则对象征主义诗人叶芝的诗歌煞费苦心地介绍。

1924年十月，鲁迅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的论文《苦闷的象征》，其中厨川白村对象征主义进行了深入而有效阐释。

20年代末到抗战前夕的30年代文学阶段，戴望舒、梁宗岱、李金发等人不遗余力地对法国象征派作家作品进行译介，魏尔伦、马拉美、波特莱尔依然是他们所侧目的。

1928年，《文学周报》与《民国日报》副刊《文艺周报》之间甚至因着“布莱克究竟是不是象征主义者”的问题展开了一场笔战。

歌德虽然不算是一个象征主义者，但他作品中对象征的运用却影响了中国作家，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