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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识产权为名]知识产权

在2003年底闭幕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上，一组数据显示，2003年1～11月，中国的各级法院共受理知识产权案件5750件，同比上升达24.57%。而其中涉及到软件的知识产权纠纷更是频繁发生，成为了知识产权官司的常客。而且包括首席大法官肖扬在内的法官们普遍认为，知识产权案件是最难判的案件类型之一。为什么在过去的一年里，知识产权官司的数量如此之多，知识产权官司的判罚又如此之难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令法官们最头疼的领域，也许能找到满意的答案。最终用户问题：尘埃落定越赔越多7万元赔款。2003年8月29日，北大方正公司诉北京宝蕾元科技公司盗版侵权案在XX省二中院审结，宝蕾元公司通过捆绑式销售向高术公司购买了电子排版系统，其中的照排系统内部带有未经授权的北大方正rip2.1软件，属于盗版。最后宝蕾元公司败诉，北大方正获赔7万元。11.5万元赔款。2003年4月，商业软件联盟（bsa）在上海起诉丹诺梅格公司使用软件侵权胜诉，其成员公司adobe获赔11.5万元。50万元赔款。2003年初，autodesk及其所属子公司discreet起诉上海对点文化传播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案在XX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被告赔偿原告50万元。149万元赔款。2003年9月16日，XX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北京龙发停止侵权使用autocadr14.0、3dsmax3.0等软件，向autodesk公司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149万元。100多万元的赔偿标和北京龙发在家装行业的名气，以及autodesk的强势推动，这个案子在业界激起了不小的波澜。随着近两年来软件知识产权诉讼案赔款额度越来越大，让业界人士都不得不又开始注重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从这些赔偿额度来看，侵犯知识产权的最终用户终于为自己的行为尝到了恶果。在我们谴责侵犯知识产权这种行为的时候，必须有所思考。而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就不能不问一句―好处谁得了。其实从最终用户被判侵权的这四起案件中，只有一起是国内软件公司起诉的，而三起都是国外软件公司起诉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外国软件企业这种对于知识产权“自己种树，自己乘凉”的先见之明，让他们得了“便宜”，同时也在目前的市场竞争中占了先机。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中国对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定也在这个问题上充当了外国企业“种树”之后的“培土”角色。今天我们回过头来，无论从立法和司法看来，最终用户是否要承当法律责任这个问题答案已经逐渐清晰，而我们今天回过头梳理软件最终用户问题在立法和司法发展中的脉络，一定会感慨良多。其实最早起诉最终用户的案件是1997年pu公司起诉广州雅芳侵权使用unidata数据库软件，1998年6月18日，XX省高院判令雅芳赔偿1200万美元，1999年1月，广州雅芳不服上诉到了最高人民法院，高院以事实不清为由撤销原判决发回广州高院重审，而至今没有重审的结果消息。这个结局颇为奈人寻味，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表明了高院的一个态度，否定原判决，也就是不能开“由最终用户承担侵权责任”判决的先例。这个没有结果的案例引发了学术界和社会上对最终用户问题的激烈探讨，成千上万的最终用户也加入了讨论，这场讨论理所当然地蔓延到了新条例的制定中，而新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如何就最终用户的法律责任问题做出更加具体的界定，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2000年10月起草并提交国务院法制办的新《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草案中，曾经对最终用户的性质给予了明确的界定：“未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在计算机系统中装入其软件的属侵权行为”。这一可能出现的将最终用户的侵权责任明确化的条款曾经引起了轩然大波，激进的观点认为是外国软件厂商通过“无形之手”影响了立法以达到自己大规模打击盗版的目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出现了上海学者寿步的“三个台阶论”我们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站在“第二台阶”就可以了，所谓“第二台阶”是将软件侵权的最终界限延伸到部分最终用户，如明知是未经授权软件而作直接营利使用的视为侵权。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语言就是不把所有所谓侵犯知识产权的人“一竿子打翻”，而要根据实际情况定夺。因此“三个台阶论”的实质就是在我国软件著作权保护立法问题上不要超越我国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发展现实水平、超越wto标准、超世界水平保护软件著作权。最终，在包括广大最终用户在内的多方利益协调下，“未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在计算机系统中装入其软件的属侵权行为”这一条款出人意料的没有出现在2002年1月1日实施的新《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新条例上。不过还是有两个变化，第一是合理使用的范围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