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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垦殖政策与棚民活动

一清代的增殖与农垦政策?中国几千年的，人民一直在缓慢地，但继续不断地破坏森林及其他自然植被，但是最严重的破坏是发生在清代中期不到一百年的时期内，这种局面之出现有许多原因。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清代人口之迅速膨胀。人口增加自然要消费更多的粮食，而增产粮食就需要扩大垦耕面积。对农作物而言，在没有自然植被的地面上农作物同样无法生长。开辟农田就是要清除地面上原有的自然植被，改种农作物。所以从一开始，生产就是要与自然植被争土地，此消然后彼长。人口增加永远伴随着自然植被的消失。人口增加快，自然植被消失也快。?清初人口不过八九千万，?但是到了乾隆41?年（1776?）便增加到26800万，此是中国人口的第一次爆炸期，而且此后还在不断增加。?最突出的情形是四川省，人口变化最大。在明末清初，四川因为长期战乱，人口大量流徙死亡，估计清初全省人口只有62万，到了嘉庆17?年（1812），便达到2070万人〔1〕。大部分的增加人口是由外省移入者，即有名的“湖广填四川”。中国的朝代更替，代表治乱循环，每个朝代的末期都有程度不同的战乱，人口减少或流亡，农田荒芜；而新朝代建立之初，都要颁行某些奖励的措施，促使人民开垦荒地，或招抚流亡人口回籍。即以明代而言，据《续通考》卷二记载，明太祖时苏琦上书：“为今之计，莫若复业之民垦田外，其余荒芜上田，宜责之守令，召诱流移。未入籍之民，官给牛种，及时播种”。太祖下诏：“临濠朕故乡也，田多未辟，土有遗利，宜令五郡民无田者往开垦。就以所种为已业，给赀粮、牛种，复三年。……又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明史稿·食货志一》载：“户部郎中刘九臯言，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太祖采其议，迁山西泽潞民於河北。后屡徙浙西及山西民於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又徙山东他郡民於东兖。又徙直隶、浙江民二万户於京师”。这是一方面再分配人口，一方面以减税来鼓励开垦废耕之田。清初政府面临同一问题，而采取的垦殖政策却更积极。政府不但以减税的办法来鼓励人民开垦废耕荒地，而且对地方官施以压力，境内新垦面积极多者，地方官得到奖励；面积少者，地方官要受惩戒。减税的办法也一再提高，最初是免升科三年，不久后延长为四年，后又延长为六年。事实上，清初人口增殖过速。到了雍正末年或乾隆初年，不但所有废耕之农地都已复耕，而且平原上尚未开垦的土地也都被垦殖为耕地。如要继续增垦农地，只有向山区发展。不幸，中国境内当时尚残留的山区都是些深山老林，地势险竣，土地贫瘠，气候寒冷，除了有限的几项矿源及林产，农民可以利用开发的土地价值不高。所以到了乾隆初年，过去减税的鼓励垦殖政策已然失效，深入山区去垦耕，得不偿失。更有甚者，农民很快就发现，在山区耕种无法保持水土，地力耗损很快，最多可以耕种三五年。此时期一过，产量大降，而正好是六年免予升科的期限已届满，开垦者无利可图。针对这种情况，清廷在乾隆五年（1740）谕令各省将新辟“零星地土免科”。其实，这时平原地带已找不到可耕的零星土地，于是各地大员纷纷进言，认为应该索性让人民入山开垦。《清高宗实录》卷130?载，乾隆五年贵州布政使陈德荣奏：“山土宜广行垦辟，增种杂粮，或招佃共垦”。次年总督张广泗也上书说，应劝谕农民尽力去开山垦土。这种垦殖政策的变化，一方面等于是对已封禁的深山老林非正式的驰禁，一方面对垦辟的山地予以永远免税的优待。故乾隆七年正式谕令：“山头地角止宜种树者听垦，免其升科”。除上述之政策以外，还有一项重要因素，那就是农民发现玉米很适合在深山种植。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言，在深山老林可以利用的资源，除了木材外，只有少数几项矿产或经济作物。木材之采伐因受运送条件之限，能采之林木已采伐殆尽；其他资源的需求量有限，无法吸引大量人民入山开发，而中国的传统农作物对土地要求严苛，土地贫瘠气温高寒的山区不能种植。在过去，这些因素天然地保护了这些深山老林，使之残存，即令是开放山禁，加上免税的办法，可能发生的效力还是有限。碰巧，在明代中叶，自外国引进了玉米品种。玉米最初只在平原地区种植。玉米的亩产量不低，但是与稻米相比，仍处劣势，所以在与五谷争地的情况下，玉米初期推广的成绩不佳。后来人民发现玉米耐旱耐低温，又可以在砂砾地上生长，不与五谷争地。于是首次有了适于高山种植的农作物，正好配合棚民们垦山开荒的活动，解决人口增殖所造成的无田无粮之问题。薯类本也适于劣地种植，但气温过低会冻坏秧茎，同时薯类远不如玉米容易保存。所以后来在山区种植的作物中只有少量薯类，主要还是玉米。这些条件的配合，在乾隆初年开始掀起一阵入山垦荒的狂潮。据近人研究，四川省全境有9515万亩耕地，其中平地不足6000万亩，山地农田近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