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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之争的原因与结果

摘要：礼仪之争是中西方宗教交流史上的大事。其原因包括中西传统间固有的矛盾、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不甚了解和传教士所代表各自国家利益的冲突。礼仪之争直接导致了康熙帝禁教，也使中西文化交流陷入僵局，它不仅是宗教文化领域的争论，更是中西权利的冲突。我们当以史为鉴，在宗教文化交流中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关键词：礼仪之争；祭祖；祭孔；康熙禁教

自古以来，人类的文明就是在交流中发展的。基督教与中国文明的交流历史上曾有过三次，第一次是唐代景教入华，第二次是元代的耶理可温教，第三次就是在新航路开辟背景下由利玛窦带来的天主教。就在基督教的第三次入华期间，西儒利玛窦死后，中国上演了一场极具影响力的中西礼仪之争，这场争论不仅在中国范围内影响巨大，使天主教的在华传播陷入僵局，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也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它不仅是基督教神学如何适应中国的问题，也是中国的封建政权与西方神权不融洽的结果。

一.何为礼仪之争

明清时期的“礼仪之争”，是西方传教士就如何在中国传教展开的争论。争论主要围绕1.天主教名词的翻译。如基督教中的神“God”能否用中文语境下的“天”或中国古籍中的“上帝”来指代2.中国基督徒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他们能否称孔子为圣。3.教会要不要接受中国的传统祭祀礼仪。如中国的祭祀行为是否是宗教意义上的偶像崇拜，还是只是文化民俗；中国天主教徒能否参加中国传统的祭孔、祭祖仪式；教会要给予中国传统多大限(原文来自：wWW.bDF千叶帆文摘:礼仪之争的原因与结果)度的宽容。4.是否可以为已死去的非基督徒祖先做弥撒，等等。

二.礼仪之争的原因

“礼仪之争”的根本是中国传统习俗和基督教礼仪之间对祭祀等行为的不同理解，其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基督教传统和中国传统之间确实存在着隔阂。比如中国传统的祭祖祭孔行为，被基督教认为是偶像崇拜，再如马国贤知道雍正帝要造喷泉，就请安吉洛神父设计了喷泉相呈，但是当他知道皇帝造喷泉是为了保佑自己万年安泰，便拒绝了这种偶像崇拜的事情。这两件在中国社会中天经地义的事情，都被传教士以自己的基督教传统断定为绝不可以做的违禁行为。

第二，来华会士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欠缺。利玛窦是中国基督教传教方略的制定者，基于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和对中国礼仪的了解，他深知祭祖在中国人心中的不可撼动性，因此便以人文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中国礼仪，将祭祀祖先和参拜孔子的行为视为社会礼仪和道德习俗，也允许以“上帝”或“天”来称呼“天主”。他的这些做法被康熙帝称为“利玛窦规矩”。事实上，“利玛窦规矩”如果上升到神学领域严格讨论，确实颇具争议，但这是利玛窦试图使天主教在中国生存下来的方法。而有些传教士并没有像利玛窦一样力求化解隔阂，比如长期在日本活动的耶稣会士陆若汉，汉语还没怎幺学好就指责耶稣会士的术语选择和对儒家祭礼的包容，再如坚决视中国传统为偶像崇拜的马国贤，觐见康熙时也是需要翻译的，正是由于这些传教士对中国不甚了解却妄议其事，“礼仪之争”才一步步陷入白热化。

第三，“礼仪之争”只是表面现象，背后是中西权利的争夺，其中包括来自不同国家的传教士为了代表本国利益而产生的矛盾。中国耶稣会传教团受澳门耶稣会控制，代表葡萄牙；多明我会和芳济各会代表西班牙利益；巴黎外方传教会是法国政府所派，代表法兰西。就上文提到雍正帝修喷泉的事情，马国贤不许安吉洛造喷泉，安吉洛以为是马国贤想与他争夺雍正皇帝的信任，二人产生矛盾，由此可见，各国之间的传教士因私人误解而导致不同意彼此对中国礼仪的看法也是有可能的。

三.礼仪之争的结果

对于礼仪之争，罗马教廷还是没有进行变通，彻底否认了中国礼仪，最终，康熙帝被迫禁教，禁令于雍正元年（1723年）正式实施。其后果就是自康熙之后，历代皇帝皆沿袭禁教政策，这不仅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造成阻碍，也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中西方在除宗教之外其他领域的交往，如经济商贸、科学技术等。为中国闭关锁国、落后于西方埋下伏笔。

礼仪之争在欧洲被称为“中国事件”，此事件对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孟德斯鸠认为，礼仪之争是一场无谓的争论，基督教在中国受挫是必然的结果，他独具特色的中国观在此基础上形成（他对中国持冷峻的态度，褒贬兼具，既肯定中国的某些优点，更严厉斥责中国的种种弊端，并断然将中国定性为专制主义）。

四.礼仪之争带来的文化交流思考

事实上，基督教传入中国实有其历史必然性，耶儒对话也存在着很大的可能性。儒家，本身就是一种包容性极强的思想，它产生之初就面临百家争鸣的各方对话，发展成熟的过程中也有不少其他思想的杂糅，汉武帝所独尊的儒术就已经不是原来的孔孟荀了，而是董仲舒在其中加入了法家思想后改良的儒家；魏晋时期又与道家玄学相友相伴，道元素大量加入了统治阶级所使用的儒家；低谷后再度统治中国的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