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海派电影《孤岛天堂》舞女形象的塑造.doc

浅谈海派电影《孤岛天堂》舞女形象的塑造

风吹树叶，自成波浪，德国电影理论学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主张电影的本性是物质现实的复原，就电影本体而言是对客观现实的荧幕复原，讲究画面的真实性。而人物作为一部电影的核心因素，只有贴合客观实际，符合观众的日常生活状态，才能更具吸引力，从而成为一部电影卖座的推手。人物形象设计是电影创作的关键环节，具有社会身份认同感的电影人物则是社会思潮的重要体现对象，塑造出独具生命力的人物形象又是电影镜头引发观众思考、传递重要信息的视听途径。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纸醉金迷的华丽生活与满目疮痍的城市内核成为上海这座人人向往的摩登都市最为鲜明的代表。舞厅是上海城市文化的缩影，舞女是舞厅中最令人瞩目的绚烂鲜花，这两者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电影中不可忽视的叙述对象，甚至在抗战片中也可见对舞厅、舞女的视听塑造。《孤岛天堂》作为海派电影的代表，通过卷发、弯眉、旗袍刻画出一个个身姿曼妙的舞女。在电影手法的塑造下，部分舞女成为抗战英雄的化身，成为上海城市摩登文化的缩影，成为新一代向往自由、独立的社会新女性。

一、性格塑造：大爱与小情的艰难挣扎

正如那句经典名言“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般，每个人物都具有自己独特的魅力，性格成为每个人物在电影中言行举止、穿衣打扮的决定因素。《影视创作心理》一书中对人物性格有所定义，提出：“人格即个性，它是一个人所具有的区别于他人的各种主要、持久、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包括一个人的气质、个性、能力、兴趣和习惯等因素，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主要标志。”［1］

在电影的众多故事人物中，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独特的叙述使命。《孤岛天堂》刻画了多位独具风情的舞女形象，有的云淡风轻，有的虚荣蛮横，有的在家国情仇间艰难挣扎，大爱与小情成为她们性格的共通点。电影中有两位舞女形象让观众印象深刻，一位是与女主人公争夺阔少喜爱的发带女子，另一位则是为所爱之人涉险的女主人公。二人在服务对象的争夺中将个人性格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两位舞女在电影中唯一交织的场面，也是电影中舞女形象刻画最为生动的场景。发带舞女是敢爱敢恨的年轻女子，一喜一怒皆写在脸上，可以说她单纯，也可以说她愚蠢。面对作为金主的阔少与他人闲聊时，不耐烦的神情写在脸上，在阔少无所事事打算寻找新的猎物时，她又以高贵的姿态企图等待男子的温柔情话，当阔少以金钱驱赶她的时候，愤怒再次遮盖住了原本的姣好容貌。舞女是她们谋生的一种职业，在当时动乱的社会大环境下，女子因为谋生才会进入舞厅成为舞女，舞女这个职业带给她们华丽精致的服装，赋予她们万人追求的虚荣，有的人沉迷其中，忘记自我，终日以博得他人的赞美而与同伴争奇斗艳，这样的情是“小情”。发带女子正是这群追求“小情”的女子之一，在追求“小情”的同时，忘却了残酷的社会现实，忽视了舞女对贵族富商的价值作用。正是作者对发带舞女性格形象的塑造，才更显示出在其后出场的女主人公所拥有的智慧与大爱。女主人公在发现发带舞女身旁男子所交谈之人，正是李清饰演的神秘男子请自己寻找的汉奸特务，为帮助爱慕之人，她利用自己的美貌和智慧，向阔少投去邀请的目光，毫无疑问，她成功了。黎莉莉饰演的上海舞女是冷静的、美丽的、智慧的，在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她仍然坚持心中所爱，她那为所爱之人的牺牲，又何尝不是对国家独立的奉献呢？正是作者对其坚毅的性格刻画，使得她在国家大爱与个人小情间痛苦挣扎，面对爱人的情感拒绝，她痛苦、伤心，面对奸人对国家、人民的残害时，她又克制感情，为大爱牺牲小情。

导演对舞女性格形象的设计促使其在不同故事情节中有着不同的言语体现，塑造出一个个独具生命力的舞女形象，用一个个妩媚动人的舞女展现上海摩登女性的魅力风采。

二、形象设计：掩不住的风情万种

电影作为一种视觉艺术，充满动态的画面是其站上文化潮流舞台的主要原因。导演对于核心人物的形象塑造，是诱发观众视觉共鸣的重要因素，而独具标志性的形象符号则成为刻画人物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舞女，上海舞厅的代名词，是舞场的核心，是整个舞场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一部分，也是这一场域里最具代表性的符号［2］，电影《孤岛天堂》中塑造了多位舞女形象，有的争风吃醋，有的嬉戏打闹，有的坐卧软榻笑傲人生，在导演蔡楚生的镜头下，舞女成为上海都市文化的缩影，用她们的一笑一颦展现导演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微微卷发，柳叶弯眉，精致旗袍，手拿着最新式的皮包，这是蔡楚生导演在《孤岛天堂》中对舞女的形象设计。

在《孤岛天堂》中观众所看到的舞女形象，正是当时中西文化碰触的产物。上海这座民国年间接受西方文化最为迅速的城市，在卷发流行的第一时间便进行吸收，一时间卷发成为上海时尚女性的标志，而舞女作为当时上海最具吸引力的女星，时尚的卷发更成为她们展现自我的美化方式。女子如水，水流弯弯曲曲正似那舞女微卷的秀发，纤纤玉手拂过微卷的发丝，女子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