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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城乡居民扶贫绩效分析

一、引言

贫困问题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消除贫困问题上已做出了长期的努力。建国之初，我国的扶贫工作主要依靠社会救济。自进入新世纪之后，国内扶贫工作也随着时代变革影响而出现了巨大的转变。特别是如今精准扶贫理念的确认以及深入执行，也推动了此项工作的全面化开展。伴随着国内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加重，人们日常生活与工作所面临威胁也越来越大。个体受到冲击，从而使家庭陷入“老-贫”的怪圈。因此，在当前的贫困形势下，消除因老致贫已是当务之急。所以，进行相关机制对扶贫工作的影响性，不单单有助于增进扶贫工作的开展成效，更是有助于打造持续合理的扶贫治理机制。针对以上问题，本文运用IV-Probit模型，以2018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为基础，对贫困人口的减贫效果进行分析。

二、文献综述

许多的研究都证明了基础养老保险在扶贫工作中的作用。在加纳进行的一项社会保健计划中，经验表明，这一健康计划使个人的贫穷机率明显下降了7.5个百分点。此外，也有相关的实证研究显示，养老保险可以保障部分人日常生活，增加经济供应，从而减少贫困。参加社会保险可以提高一个健康老龄化水平，大大降低其脆弱程度，以有效控制预防类型的储蓄，提升投资份额，增进整体收入水平。现阶段，我国相关专家对基础养老保险机制的扶贫效果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但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大量的研究确认了基本养老保险的扶贫效果是显著的。以张鑫等为例，他们发现，随着社会保障的增加，个人贫穷的机率下降了2.9%；方迎峰等以1997-2015CHNS资料为基础，对整体工作的绩效展开了有效探究，通过数据统计了解到，新农保对农民脱贫的机率有明显的降低。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调查显示，基本养老的扶贫效果并不明显，甚至加重了贫困人口的负担。宁满秀认为，新农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健康支出。另外，也有一些研究显示，基本养老保险对扶贫工作的影响呈现出异质性，相关调研结果显示，都市养老保险虽能提高居民的收入，但也有不同的营收差距，较高收入的家庭反而获得较大的收益，而城市居民保险也很大程度上了扩张了双方的收入差距性。周钦等也有类似的结论，认为城市保障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较小，从而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综上所述，我国目前对农村居民的贫困问题的研究很多，但大多都是针对特定的保险制度进行的，对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的关注不足。另外，本文还发现，基础养老保险在扶贫绩效方面的因素性研究还不够深入，所选择指标不能真正可观展现实际情况。与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索：第一，根据国家现在确认贫困线指标，进一步演算出2017年的农村及城市的绝对贫困线。另外，通过对因病致贫人群的确认，将相对贫困作为被解释变量纳入稳定性分析，并探讨了基本养老保险对城乡居民的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因老致贫的影响，从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城乡居民的扶贫绩效。第二，通过选择适当的工具变量，运用IV-Probit模型对个人投保的内在问题进行有效的控制，从而提高了决策的可信度。第三，结合多项影响因素来探究此项扶贫的异质性，以测定其是否达成高质量效果，以实现未来持续健全相关机制，提升脱贫工作的整体品质。

三、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

(一)模型选取

被解释变量绝对贫困和因老致贫都是二进制变量，单纯的线性概率模型很容易产生不一致的估计结果。另外，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实行的是自愿投保的政策，有一定的选择偏差，不考虑个人选择的内生性，就会降低其参与扶贫的绩效，甚至会导致参与养老保险制度的进一步恶化。因此，要正确评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扶贫绩效，就必须解决其内在问题。利用Probit模型对被解释变量为二进制变量。通过选择适当的工具变量，利用IV-Probit模型对模型进行分析，以保证模型的内在稳定性。

(二)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是立足于国内家庭的实际状况实时追踪而获取的。相关科学研究单位每隔两年进行一次的基线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取样的方式，从而让整体的数据更具有普遍性特质。其中数据包含了多层次，以及个人及家庭的基础经济情况、居住地等信息，符合调查对象的需求。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本养老保险扶贫绩效

表1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减贫绩效的整体回归结果。其中，第二栏用Probit模型估算系数，第四栏用工具变量建立IV-Probit模型。研究发现，两种模式的预测结果均为正负关系，IV-Probit模式的预测系数比Probit模型的预测系数比Probit模型要高，这说明模型因个人的选择问题而具有内在的影响。

从表格1可以看出，基本养老保险在农村地区的贫困状况得到了改善。IV-Probit模型的估算系数显示，参加保险的个人相对于未参加保险的个人而言，其贫困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