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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发展及其效应

“数字经济的出现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使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1]。学术界对数字经济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唐·塔普斯科特相关著作《数字经济》的问世，使数字经济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2]原美国经济事务商业部副部长RobertJ.Shapiro（1999）在美国商务部报告中指出，1997年曾有预测分析认为，因特网将在2000年为零售业创造高达70亿美元的价值，但事实上在1998年几乎就超越了该水平的50%。[3]美国的数字经济时代，早在20世纪末就已变为现实。[4]那么数字经济到底是何方神圣呢？杨占生、杨颜僮（2001）在论述数字经济内涵时指出，“由工业革命的经济学完成向信息革命的经济学的转化成为可能”[5]。客观地讲，其正是在各个领域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基于从工业革命向信息革命转型的过程而衍生的新兴经济模式。根据《中国林业信息化发展报告2018》的数据显示[6]459（参见表1），美国数字经济规模以10万亿美元的额度领先全球，且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态势，主要表现为规模不断扩张、融合特征显著、由消费向生产领域拓展、福利型数字经济表现突出、影响社会治理等多方面。以中国数字经济为例，2016年的同比增长速度位于全球较高水平，高达18.9%，总量也达22.6万亿元，中国数字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在2016年为58.7%，其在GDP中的占比高达30.3%.比2015年度提升了2.8%，并在2017年创造了4.9万亿元的分享经济交易规模，涵盖诸多领域的共享发展和新兴业态。[6]460基于对以上问题的分析，我们发现数字经济具有相对突出的特点——开放性。倘若现代市场经济失去开放性的重要特征，基于物联网、电子商务和全球贸易而衍生的数字经济根本就无从谈起。接下来将做出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客观分析，力争探明开放型经济视角下数字经济发展的真实景象，为中国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可供参考的系统方略。

一、当代数字经济的演化逻辑

在全世界范围内，数字经济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但全球市场经济及其发展基础为数字经济做过的铺垫却是由来已久的。数字经济的演化进程，可以基本概括为三个重要的步骤，正是在这三个步骤的层层逼近中，数字经济经历了从产生、发展到逐渐完善的发展进程。客观地讲，数字经济的这些步骤，展现了其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演进逻辑。

（一）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增长效应及其对全球市场的开拓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全球市场的有效开拓，数字经济有了得以滋生的土壤和内外环境，以及确保自身有效生存和深化发展的原始基础和现实条件。我们暂且不去谈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行为动机的正义性，仅就早期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贸易市场的开拓而言，资产阶级确实有所行动并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果。资产阶级依靠工业革命、商品输出和殖民化策略等手段，极大程度地发展了经济社会的生产力，使人类传统和滞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生产关系都得到了有效变革，至少从物质和技术等层面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从根本上实现了对其前置社会经济形态——封建社会的顽强反抗和卓越胜利。在促进生产力水平持续增长和优化的进程中，资本武器以其强大的威力开启了全球市场的大门，从此世界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类的命运逐渐变得休戚相关，并在彼此的深刻影响中发展到如今。一方面，在生产力不断进步的影响下，人类发明了诸多可以极大提升生产效率和变革传统生产方式的工具或技术，其又反过来有效地推进生产力的持续增长，形成了物质技术层面上的良性发展和循环，为数字经济的前期演化打下了坚实的硬件基础。另一方面，在生产力尤其是近几十年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等方面持续取得实效发展的同时，对全球市场的开拓也与之相伴相随且从未中断，一直延伸到如今的全球化进程。显然，全球市场的有效开拓和全球化进程的纵深发展，作为看似无形却又显而易见的演进趋势，可以被理解为早期数字经济发展的软件基础。

（二）开放型经济条件下全球资本的加速流动

资本力量的加速扩张及其在全球开放型经济环境中的盘踞，使得数字经济有了深化发展的动力条件、有效手段和良好渠道。总体而言，全球各国家和地区当下主流的经济模式都是市场经济体制。目前，包括社会主义中国在内，尽管各国家和地区在赋予市场自主性的程度上差异明显，在国民经济管控和微观主体治理等层面的操作口径也不尽相同，但各国家和地区对市场作用认同的共识却是有目共睹的。譬如，中国当下也已完成从长期强调“市场的基础性作用”[7]到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8]的重大转变。据世界银行的数据[9]（参见图1），随着世界经济不断深化和发展，全球1970至2017年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总体上处于不断增长的发展态势，并在2005年后达到顶峰的3万亿美元以上，表明该历史时期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活跃程度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