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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信称义”与“因义离信”

——马丁·路德与现代伦理

何怀宏

英文标题：“JustificationbyFaith”and“SeparatingFaithfromJustice”

——MartinLutherandModernEthics

内容摘要：

16世纪上半叶，马丁·路德以“因信称义”的精神启动了宗教改革。20世纪下半叶，罗尔斯富有影响的正义理论表现出一种“因义离信”的特征。这两位前后两端的思想家表达了对信仰与道义各自内容和相互关系的相当不同的看法，也反映出他们所经历的不同时代、社会和个人生命体验。现在，人类历史上变化最为巨大和迅速的这五百年已经过去。从现代伦理的观点回顾这一段思想演变的趋势；分析和比较“信”和“义”的内容和关系在这两位思想家那里是如何引起和阐述的，呈现出一种怎样的交织，带来怎样的复杂性和问题；以及探讨能否在某种限度和范围内平衡和调适这两种观点，对现代社会的人们如何处理信仰与道德的关系是富有意义的。

关键词：信仰、道义、宗教改革、现代伦理

2017年是马丁·路德所开启的宗教改革运动的五百年。宗教改革的一个精神主旨是要回归到一千五百年前的原始基督教精神，唯独圣经，因信称义；但其运动的一些结果则广泛深入地影响到了此后五百年的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在相对于耶元初的世界已经大大改变了的各种条件和动机的推动和激荡下，无论如何，五百年之后的当今西方社会，反而是一个更加世俗、离信更远的社会。从16世纪始到20世纪末的西方社会文化变迁，一个精彩的概述可参见巴尔赞的《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五百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作者正是从宗教改革开始他的叙述的。本文试图主要从伦理的观点来看这种演变，这自然要多方关涉伦理与精神信仰的内容和关系。但

从16世纪始到20世纪末的西方社会文化变迁，一个精彩的概述可参见巴尔赞的《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五百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作者正是从宗教改革开始他的叙述的。

这是我个人相对于马丁·路德观点提出的一个说法，自然不可能全面地概括罗尔斯的思想。

不过，如众所知，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虽然使用类似的词汇，马丁·路德与罗尔斯所说的“义”实际上涉及到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宗教的观点，或者说是从一种信仰的内部观察世界、包括观察人生和道德的观点；还有一种则是比较纯粹和独立的道德的观点，即从社会的观点，从各种信仰的外部来看待各种信仰与道德的关系。

具体来说，这里所说的“信”和“义”有不同的涵义：在马丁·路德那里，“信”就是对基督的“信”，“义”也是在上帝面前的“义”，终极意义都是指向得救和永生。但是，当马丁·路德强调“信”与“义”之别乃至对峙的时候，这时的“义”主要是指律法和善功，颇符合一般所说的“义”。如果再细分，这些“戒律”中有一部分是有关宗教的礼仪和禁忌，还有一部分则是有关道德的戒律和义务，而“善功”中，也有一部分是是属于分外有功的高尚行为，还有一部分则是基本的义务。自然，我们这里主要关注的都是后者。而在罗尔斯的理论中，“义”是独立的、道德的义，“信”不是一个单数，而是一个复数，是指各种信仰、包括信仰一个超越存在的宗教信仰，也包括多神论与自然神论等，以及非宗教的、追求某些价值的信仰。而罗尔斯理论中的“义”也主要是指应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

所以，即便“因信称义”和“因义离信”两者的思想精神意蕴有许多不同，这两种观点显然又处在一种深刻的相互影响——既挑战和回应，同时也互相渗透和吸收的关系之中。由于使用同样的概念，即便是原本宗教的“信义”也可能被移用或挪用到世俗社会的领域，而各种不同的“信“也和这种一般道德的距离有远有近，或者有不同的认识和权重。“信”和“义”的内容和关系在这前后两端的两个思想家那里是如何引起和阐述的，呈现出一种怎样的交织，带来怎样的复杂性和问题，以及它们是否能够在某种限度和范围内平衡和调适，这些就是我感兴趣的问题。

一

无论是马丁·路德还是罗尔斯，他们这方面的思想最初都是从其个人生命的体验挣扎出来的,之后才转入比较系统的论述和论证。五百年前欧洲的精神生活氛围与今天大不一样。尤其那些执着于精神追求而又真诚和敏感的人们，常常被一种深沉的罪恶感笼罩，绝没有现代成功人士的那种志得意满或普通人的心安理得。于是，渴望得救和永生成为一件头等的大事，即便王子贵胄，也常有遁入修院或自愿放弃所有财产而甘愿赤贫者。

马丁·路德在他的幼年常听母亲唱一首童谣：“谁也不爱我和你，皆因你我都有罪。”参见梅列日科夫斯基著《宗教精神：路德与加尔文》，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这本写于1937年的罗马的书，我认为是在精神上描述马丁·路德心路历程最好的著作之一。在第80页，梅列日科夫斯基如是说：”一个反对全部，独立的个体反对无名的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