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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宏观专题：中美贸易摩擦现状、趋势、影响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复盘与现状

历史上看，2018年7月至2019年9月之间，美国对华加征了4轮关税，涉及约3700亿美元美国自中国的进口商品，约占美国自华进口商品的63.4%。其中：1）第一、二轮：分别涉及进口金额340亿、160亿美元，约占美国自中国进口金额的5.7%、2.7%，附加税率25%；2）第三轮：涉及进口金额2000亿美元，约占美国自华进口金额的35.3%，初始附加税率10%，后于2019年5月上调至25%；3）第四轮：分为两个批次，分别涉及进口金额1200亿、1800亿美元，第一批1200亿美元商品2019年9月开始加征关税，约占美国自华进口金额的19.8%，加征税率15%；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之后，税率降为7.5%；第二批1800亿美元加征关税未实际落地。部分商品关税仍被暂时豁免，豁免期至2024年6月14日。每一轮关税加征都附带豁免条款，美国企业可在关税发起后若干时间内提交关税豁免申请，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逐笔审核并决定通过或否决，豁免期多则一年，少则数月；豁免到期后，部分产品豁免期可以延长。截至当前，仍有352类普通商品、77类新冠相关商品处于豁免期，豁免期至2024年6月14日，其他商品的关税豁免均已失效。

4大视角看2018年以来美国加征关税的逻辑、思路

整体看，参考加征关税的细分行业顺序、不同行业对华依赖度、历次关税豁免、贸易逆差等情况，可以发现：2018年以来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基本逻辑在于“先高科技、后生活消费；先依赖度低的、再依赖度高的；豁免当前需要或者符合自身战略的、不豁免当前不需要的或者不符合自身战略的”；此外，当时特朗普在竞选时宣称的贸易逆差问题，并不是加征关税时的主要考量。最后，即使加征相同规模的关税，美国不同行业自华进口下降的幅度存在差异，体现了不同行业海外替代性存在差异。

第一、分行业看，上一轮关税加征是从高技术产品（具体口径采用美国经济普查局ATP清单，涉及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光电等10个领域）逐步扩散到普通消费品；并且，从最终关税水平看，高技术产品加征关税覆盖比例、实际附加税率均远高于普通商品。具体看：1）征税顺序：按照申万一级行业划分，第一、二轮加征关税主要涉及机械设备、电力设备、电子、通信、交运设备、医疗器械等行业；第三轮加征关税主要涉及中上游原材料和普通消费品，比如化工、建筑材料、钢铁、有色、纺织服饰、轻工、食品饮料等；第四轮加征关税同样涉及有色金属、钢铁等中上游原材料以及纺织服装、家电等普通消费品等。2）加征关税覆盖比例：按照我们测算，高技术产品加征关税覆盖比例约为55.2%，非高技术产品的加征关税覆盖比例仅为28.5%左右。3）实际附加税率：美国自我国进口高技术产品、非高技术产品附加关税税率分别为10.6%、5.5%；换言之，加征关税后，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税率提升显著高于非高技术普通商品。

第二、对华依赖看，美国对华依赖度越高的产品，加征关税覆盖比例和实际附加税率相对更低。如果将“美国某一行业或产品自华进口金额/这一行业或产品总的进口金额”作为美国某一行业或产品对华进口依赖度的衡量，可以发现：1）分区间看，对华进口依赖度越低，加征关税覆盖比例和实际附加税率越高；反之，对华进口依赖度越高，加征关税覆盖比例和实际附加税率越低。其中：对华进口依赖度低于40%的商品，加征关税覆盖比例超过70%，实际附加税率也达到15%左右；而对华进口依赖度超过80%的商品，加征关税覆盖比例和实际附加税率分别仅为20.6%、4.7%。2）分行业看，基本呈现类似的特征，比如：电子、家用电器、轻工制造等行业，美国对华进口依赖度相对偏高，加征关税覆盖比例相对偏低、实际附加税率相对其他行业同样偏低；但是，美国对华进口依赖度偏低的行业，比如国防军工、石油化工、食品饮料、汽车、农林牧渔、机械设备、建筑材料等等，加征关税覆盖比例和实际附加税率都偏高。

第三、历次豁免看，海外越难替代、对华依赖度越高的行业，被豁免的概率越大。按照申万一级行业划分，医药生物、电力设备、汽车、家用电器、电子、机械设备等豁免比例相对较高。具体看：一方面，USTR在决定某商品的关税是否可以继续豁免时，一个重要标准是能否从中国以外的地区找到合适供应商。因此，结果上看，某些细分商品虽然是美国加征关税的重点，但是鉴于短期内难以找到合适的替代厂商，因而被阶段性豁免加征关税，典型的比如计算机零部件、印刷电路、显微镜等等；再比如医药生物行业，因为新冠期间美国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