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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诗词名着《琵琶行》赏析

《琵琶行》

唐白居易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

【赏析】

这几句描写了琵琶女超群的弹琴技巧。“大弦嘈嘈如急雨”之“如急雨”形容琵琶声的节奏之快之响。大弦奏响，就如烈日夏雨，突然降临，叽叽嘈嘈。“小弦切切如私语”，句式和上句一样，“切切如私语”形容琵琶声之细之轻，如安静处两人交耳，相互不敢高声，嘤嘤嗡嗡直如蚊蚋。诗人这几句对琵琶声大弦和小弦的描写，运用了两个通俗的比方，形象生动，令人如闻其声。不过这些还不够，假如大弦和小弦同时弹奏，会是一副什么样的情形呢？“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假如两种声音同时奏鸣，就似乎大珍宝和小珍宝同时掉落在玉盘上一样，叮叮砰砰，喧闹万分，吵而不杂，纷而不乱，动听悦耳。“大珠小珠落玉盘”，这个比方既具有视感，又具有听感，视觉与听觉同时消失，实在令人眼花缭乱，“耳”不暇接，生动地写出了琵琶女超群的弹琴技艺。

这几句可用来形容乐器演奏节奏凹凸轻重、抑扬起伏，乐声悦耳动听，也可用来形容水石琮琤或水滴叮咚的声音。后两句还可以用来比方某种声音悦耳。

扩展阅读：白居易的文学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见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创造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表达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见：“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见，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见：“立采诗之官，开挖苦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明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谈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颜色。也就是说，诗歌必需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唱歌，才算到达了极致。[2]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忆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由于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胜利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表达、描写来表现大事，但却把大事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大事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构造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寥寥数笔马上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受表达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气。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气氛、衬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难过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