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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丝绸创基业

周德华

吴江地处太湖之滨，境内平畴沃野，气候温和湿润，宜于蚕桑的自然生长。从各地出土的纺轮、骨针推断，早在新石器时代吴江先民们就已栽桑养蚕，并从事原始织造。1959年，梅堰出土的黑陶罐上刻有丝绫纹和家蚕图形，乃是祖先对蚕神的崇拜和远古蚕织的明证。

自春秋经秦汉至唐代，吴江早期丝织工艺有所进步，唐时吴江盛产绫，成为贡品，其时吴江曾属江南之吴郡，正德《姑苏志》载：“绫，诸县皆有之，而吴江为盛。唐时充贡，谓之吴绫。”《旧唐书》载：“天宝中吴郡贡方纹绫，大历六年禁织龙凤、麒麟、天马、辟邪等纹，其薄而鸾鹊纹者充装饰书画之用。”其时吴郡所贡之吴绫，以吴江地区为代表，而在唐代宗大历六年(771)以前已能织造出龙凤、麒麟等复杂的花型织物。相传晚唐诗人陆龟蒙曾寓居在震泽、庙港一带，其诗作中有“桑柘含疏烟，处处倚蚕箔”及“尽趁晴明修网架，每和烟雨掉缫车”之句，足见当时吴江地区之养蚕缫丝业已相当普遍。

绫之外，丝、纩(丝绵)、绢、绸、帛等亦一直是古代吴江丝绸的大宗产品和实物贡赋，志书上曾记载北宋祥符中，上贡夏税绢9600匹，绸450匹，纩7600斤。北宋、元、明三代仅贡丝一项，每年平均都在4.5万两以上。

明太祖奠基之初，即下令天下：“凡民有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种桑，出绢一匹。”志载：吴江境内在洪武二年(1369)有桑18033株，至宣德七年(1432)增至47746株。六十三年间增长了2.65倍。社会经济繁荣的“洪宣盛世”，也正是吴江蚕桑丝绸勃兴时期。明代官营丝织业有所发展，专为官府朝廷织造，如弘治年间吴江县衙门已有籍名在官之丝织匠役77户。而服役于苏州府织染局的轮班丝织工匠多达267户，其中有腰机匠、绵匠、染匠、络丝匠、络纬匠、攒丝匠、挽花匠、织匠等。官府织造工场规模较大，内部劳动分工明确，有利于织造技术的提高。

随着东南沿海的开发，商事日渐繁阜，丝绸贸易尤甚，致使“丝绵日贵”，至明中后期，一斤蚕丝可抵大米3石(每石156市斤)，养蚕获利甚丰，于是县境之南，蚕户越来越多，乡野广植桑株，几乎没有闲田旷土，现存古石桥楹联上尚能见到“桑麻蔽野”、“桑麻四野”、“两岸桑麻丰且稔”、“农桑兴大利”之句。于是太湖南岸成为我国重要的蚕丝产区，所产优质丝因名湖丝，或称辑里丝(江浙交界之辑里村，因水质清澄，缫出之丝为上品)，此区中心的震泽镇成为蚕丝集散地。

明嘉靖年间，盛泽及其周边地区手工丝织业崛起，由男耕女织发展到妻络夫织，形成丝织专业户，至天启年间出现雇人织挽的专业丝织手工工场，机杼之声，通宵彻夜，盛泽乃成为中国古代经济史上资本主义萌芽的典型，而受到中外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界的瞩目。

入清，丝绸之利日扩，震泽成为丝市，镇中丝行林立，茧丝上市之际，毂击肩摩，其丝市集中之上塘大桥至城隍庙一段街区，称为“丝行埭”。

盛泽成为绸市，四方商贾，辐辏云集。入市交易，日逾万金。一跃成为江南首屈一指的大镇，人口超过2万，无任何市镇所能企及。太平天国战乱期间，传统丝织城市南京、杭州、苏州、湖州等地几经战火洗礼，受创严重，而盛泽偏安一方，非兵家必争之地，损失轻微，各地丝绸商人纷纷到盛泽避难，携来资金，以致人口及经济实力倍增，据《吴船日记》载，晚清盛泽镇人口已逾4万。战后，1880年，江海关官员E·罗契到江南丝绸产地实地调查，其时盛泽丝绸业的织机拥有量和产量已超过传统丝织城市南京、杭州、苏州、湖州等地，一跃与苏州、杭州、湖州并称为中国四大绸市。与杭州、苏州、湖州等省城、府城相较，其实盛泽仅是县治以下一镇而已。由于江南三织造受创而产量剧减，晚清朝廷也曾直接派员到盛泽来置办“差货”，定织宫廷庆典用绸，数量至巨。清末，盛泽的丝绸业处于鼎盛期，宣统年间重建的白龙桥楹联上刻有“风送万机声，莫道众擎犹易举；晴翻千尺浪，好从饮水更思源”，乃是恰如其分的写照。

清代，震泽镇的丝业亦长盛不衰，成为江南著名丝市。

民国年间，吴江丝绸业步入工业化，1929年，震泽镇震丰丝厂建成开缫，拥有缫丝机416台，职工950人，时为吴江第一大厂。进入30年代后，继又开办开弦弓丝厂和平望制丝所，缫丝工业体系初成。

盛泽丝织业在民国初年引进日本制造的手拉织机和提花装置，步入半机械半手工操作，比之旧式手工织造工效提高一倍，织物门幅加宽，花色品种丰富。1916年，沈鹏创办了经成丝织厂，排设日式织机20台，拥有职工137人，由工场向工厂过渡。20世纪20年代末，盛泽电力织造兴起，不到10年，也即1937年11月盛泽沦陷前夕，盛泽共兴办了电力绸厂51家，其中民生绸厂拥有电力织机48台，工人逾百。王鸣泉拥有民生、新生、光华、大中华等4家绸厂，织机总数达128台，成为吴江最大的资本家。民国前期，